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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时间的人

2020-12-23 11:27:21 读者 2021年2期

郑可书

王计兵

51岁的外卖大叔王计兵,出生于一个极度贫困的苏北农村家庭,初中辍学,外出打工,生活辛劳零碎。当他骑着电瓶车,在车流中穿梭送单时,你很难看出,这是一位创作出近4000首诗歌、发表过许多作品的诗人。

赶时间的人

骑上电瓶车,诗就消失了。外卖员王计兵把车骑得飞快,脑海里只剩下地名。

系统规定的送达时间在催促他。

这段手握车把的路程,就是送餐途中王计兵能控制的全部了。一次,他同时接了5单,末尾一单的商家出餐慢,只给他留下19分钟。最后,他有4单超时。

超时意味着罚款,甚至是停单。王计兵经历过一次,起因是两单的地点之间隔着一条江,而系统显示的距离只有500米。他绕了12公里的路,超时38分钟。第二天,他被限制接单,还要去指定的学习点学习,内容是“迟到这么久是一种错误”,以及“这会给平台造成什么坏影响”。

挨骂是家常便饭。有的店出餐慢,老板被催急了还发火。最严重的一次,他被30来岁的男性顾客抓着衣领,从东墙拽到西墙,在屋里转了一圈。

外卖员没有投诉的权利,遇到这种事,他只能憋着。有一单,顾客说错楼栋号,王计兵白跑几回,可送到后顾客劈头盖脸就数落他:“你是怎么送外卖的?”

当晚,他写下《赶时间的人》,记录外卖员的生活常态:

从空气里赶出风/从风里赶出刀子/从骨头里赶出火/从火里赶出水/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/只有一站和下一站/世界是一个地名/王庄村也是/每天我都能遇到/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/用双脚锤击大地/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

王計兵今年51岁,皮肤黝黑,眼袋下垂,笑起来时,眼角就爬上几条皱纹。已经是可以“享福”的年纪,同龄人用空闲时间跳广场舞、遛弯儿,而他为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,在兼职送外卖。

一家人已在江苏昆山生活了18年。6年前,得知积分入学制度后,他和妻子背上贷款,在昆山买房,头一回交了社保,但儿子还是没上成公立初中。别无他法,他把儿子送去一所国际学校。那里,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富裕家庭,王计兵找儿子谈心:“我没人家那么大的本事,赚不来那么多钱。”

国际学校的学费和二女儿的高中学费、住宿费加起来,一年十几万的费用,让家里不堪重负。

一年多前,刚决定送外卖时,家里人都反对。大女儿已经嫁人,在电话里哭得惊天动地:“你要多少钱?我给你钱!”女儿家的日子也不宽裕,他安慰她,“我在家里闷,骑车出去玩”,还在路上拍花花草草的视频发过去。

刚开始,送外卖的确像旅游。看见风景好的地方,王计兵就停下车,花十几分钟转悠一圈,写写诗,一天下来只跑十多单,赚几十块钱。现在不一样了,送单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。最多的一天,他送了48单。每单的配送费是4到8元,靠送外卖,他一个月能挣五六千。

2020年6月,王计兵和他的诗歌在网络上引发关注,“外卖小哥是作家协会成员”。网友评论《赶时间的人》,是“真正属于劳动者的诗歌”。

媒体蜂拥而至。最多时,他一天内接受了3家电视台的采访。

走红后的生活没什么变化。写诗不挣钱,每首诗的稿费一般也就三四十元。仅有的好处是,他的诗歌吸引来名家点评,还在一本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。

现在,王计兵依然每天五点半起床。最近天亮得晚,五六点街灯还亮着,路上很安静,他一抬头,看见夜空上的一弯月牙和一粒星,由此写下一句诗:

月亮是人间的一处漏洞/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

几个小时后,他就会骑上电瓶车,忘掉诗歌,送单直到夜晚。

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

王计兵的生活,在辗转打工中度过。第一份工作在沈阳,工钱一天3.5元,内容是用羊角锤起出旧方木里的钉子,再把钉子直直地取出。

那是1988年,他19岁,3年前刚从初中辍学。工地上电锯声震耳欲聋,工友大都30岁出头,凑一块儿下象棋、打扑克,露骨地谈论女人。

他融不进去,阅读、写作成为他仅有的消遣。每天收了工,工友们去公园玩,王计兵就坐在附近的书摊旁,读杂志里的短篇小说。他读到三毛写她在沙漠里,把轮胎做成椅垫。他好奇坐在上面的感觉,后来每回看到修车摊,都会讨要废弃的轮胎。

想到美好的句子,他会停在路边,记在纸上或者手心里

1990年,王计兵回到江苏老家,开始帮着父亲在村里的沙河捞沙。

父亲的捞沙船,简易得像块折起来的铁皮,不能坐人。一年到头,他都泡在水里。河里全是流动的沙子,人一走动,更多的沙翻腾起来。每天刚一下水,四肢就被打得发痛;捞完一船沙,身体就变麻木,没有任何感觉。一船能装一吨多沙,三船能装一车,他一天能捞三车,共卖9元。夜晚躺床上,手和脚都痛得像被火烧,往外渗血。

那是他一生中最迷茫的阶段。他想不通:“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?”

情绪是食粮,阅读、写作就是储粮的仓库,防止他年轻的身体被撑爆。他把父亲给他买毛衣的钱拿来买书,又模仿书里的手法写作,记录身边的人和事。

干活时,他随身带支圆珠笔,但放在内袋,不好意思别在胸前。毕竟,“那是学问人身份的象征”。

捞沙休息的间隙,有了灵感,他就把句子写在纸上、手上,甚至是装午饭的袋子上。最“疯狂”的一次,他脱下身上的黑白条纹长袖衫,在白条上写,密密麻麻,写满了两只袖子。

写得多了,也会想被看见。1991年,他尝试投稿,陆续发表十多篇微型小说。

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。从那以后,白天他继续在河里捞沙,其余时候都窝在自家桃林的一间小屋里创作长篇小说,连续八九个月。桃树开了花,桃林又落了雪,一向支撑他发展文学爱好的父亲开始担心了,怕他着魔,几次喊他回家,他不乐意。

11月的一天,捞完沙,王计兵照例先回桃林,但小屋消失了,变成地上的一堆泥土和秸秆。他跑回家问父亲,父亲承认自己拆了屋,至于稿子,只说没看见。

王计兵蒙了,一点点翻查小屋的废墟。不远处的沙坑里有些新土,他用铁锹挑开,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灰烬。稿子被父亲烧了。他用手誊写的、摞起来几十厘米高的、20万字的稿子。

父亲的一把火,烧掉了王计兵的稿子,也烧掉了他发表文章的念想。1993年,王计兵再次外出打工,和妻子一道,去新疆砌过土坯,去山东开过翻斗车,又在2002年来到江苏昆山,居住至今。

初来昆山时,身上只有500元。夫妻俩摆地摊、捡废品,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卖水果,终于开起一家租书的小店,一年多后,又因为无证经营失去一切。

没地方住了,他从工地上找来废弃的木桩,打到河床里,再钉上木板,在河面上建起一间小屋,作为家和店铺。他们在地上铺了褥子,一家五口睡在由废弃家具改造而成的货架下边。

之后几年,为了攒本钱,夫妻俩把从前的活计重做了一遍,直到2005年,终于开起一家小超市。

十来年间,王计兵坚持写作,稿纸是路边捡到的香烟壳、卖水果的纸箱。每有灵感,他就记录下来,有时是几个词,有时是几句话,但写完就丢。最长的作品是一首打油诗,他从自己出生写起,一直写到开翻斗车的当天。20多页纸,最后都被扔进做饭的炉灶,烧了。

后来他接触到电脑,创作的诗歌才有了保存的地方。论坛给了他“说话的机会”,热心人给出指点,少数人提出批评,他一一回复,表示感谢。

吃着网上的“百家饭”,王计兵的诗歌慢慢“长大”了。

诗歌的悬崖

随着王计兵的走红,这些“长大”的诗歌渐渐被看见了。此时距他首次投稿,已经过去了近30年。

孕育了他写作念头的故乡邳州,早已改头换面。这座位于江苏北部的小城,如今以銀杏闻名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从前捞沙的河,被规划为风景区,里面再没有沙;从前写作的桃树林,也变成大片的银杏。村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很多年轻的面孔,他都不再认识。

每次回家,王计兵都为故乡的改变而失落。他常独自信步至未被拆除的老房子前,或在曾经麦浪翻滚的田野上,安静地坐着发呆。

他还记得,小时候家里穷,没有吃的,在一个春天的夜晚,父母来到自家麦地,偷偷割下还没成熟的麦穗,磨成青糊糊,在锅里煮着吃。为了保全尊严,第二天,这对四十出头的父母又去地里晃荡,佯怒吆喝:“麦穗头被谁割去了?!”

两年前,他的父亲去世了。风水先生选中的坟地,正是30多年前父母偷割麦穗的位置。他对父亲烧稿子的怨念,早已化为理解,因为,“孩子痛苦的时候,父母肯定更痛苦”。

采访时,王计兵的语气始终没有大的起伏,直至聊到父亲的坟,他哽咽得说不成话。这一生里,除了为父亲,他几乎不哭,显示出一种哲理般的逆来顺受,他常说的话是:“不公平的事很多,你只能调整自己适应社会。”

“太多的往事如鞭子,把我的内心打出伤痕,让我时不时回过头去抚摸,感受一种结痂后的痒。”他曾这么写道。

阅读、写作,就是那只抚摸伤口的手,这种“痒”让他舒心,为他筑起一块生活的隔板,隔开了现实与文学。

在现实里,他话少,而在文学的世界里,他可以不受约束地哭与笑,“好像是对我性格的弥补”。

现在,王计兵51岁了,记忆力衰退得利害,老是提笔忘字,有时写一首诗,好几个字都得打拼音。但他相信,自己会一直写下去。

“人生是立体的。”他说,如果人生是豆角,诗歌就是那根供藤蔓攀缘的竹竿。“苦难只是其中的一面;它可能是烂掉的一面。还有另一个华丽、光鲜的面——诗歌就是那一面。”

送外卖的间隙,他还在写诗,有时一天写几首,有时一周写一首。若来了念头,他就趁等红灯或在电梯里时,用手机记几个关键词,等闲下来再把词串成诗。

每次捕获满意的灵感,他都会有种兴奋的战栗。最近一个这样的时刻,是几天前,当时,他骑着电瓶车,缓缓爬上一个斜坡。

这像极了所有普通人都会遇到的瞬间——生活艰难,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才能向前。而王计兵有诗,带着他飞翔。后来,他写下的句子是:

生活像一面斜坡/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

(微 微摘自微信公众号“真实故事计划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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