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渊薮

2021-01-11 08:46:27 滇池 2021年1期

傅菲 江西广信人。南方乡村研究者,自然伦理探究者。散文作品获第 2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、第 18届百花文学奖、江西省第 3届文学艺术奖、2019年度储吉旺文学奖、首届方志敏文学奖,获多家刊物年度奖,出版散文集《深山已晚》《大家忧伤的身体》《故物永生》等 20余部。

大家一起去认识一种叫水稻的植物。迎着春风的小丫头,她就是水稻 ,穿着绿衣裳,头发上扎一绺绿绸丝 ,在田埂上唱歌。大地起伏有致的姑娘,她就是水稻,身子丰硕,匀称饱满,笑起来,喷出快乐的河水,嘴角扬起白碎碎的穗花。消失在田畈的妇人,她就是水稻,挎一个圆篮,戴一顶圆扁草帽,挺着滚圆的孕肚,沿溪边缓步在金黄的色彩之中。水稻是未来的母亲,也是现在的母亲,还是过去的母亲。在碗里,水稻是大地的代名词;在水井里,水稻是即将升上屋顶的白月亮,照见家乡,也照见异乡,那么天老地荒。

在烂泥塘掏泥鳅的少年,他就是水稻。吹着口哨的麦色脸庞男人,他就是水稻,卷起裤脚挽起衣袖,往田里抛撒鸡粪鸭粪。躺在平头床上,喃喃地喊“酒,酒,酒”的斑秃老头,他就是水稻。水稻是大家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,是埋在土里的骸骨,是五月的暴雨和八月的烈日。

一条田埂路像一根牛绳,牵着大家走向田畈中央。这是一条埋在泥浆里的路,盖着漫长的白天,也盖着厚重的黑夜;也是一条迎着雨水生长的路,经受着南风,也经受着北风。大家穿着荷叶一样的蓝衫,戴一顶尖帽斗笠,赤着一双脚,峭壁一样的脸浸透了盐渍和日光晕,走在七弯八拐的田埂上,而后散落在各块稻田里。大家从清晨出去,在抹黑了晚边回来。狭窄的路上,大家拥挤着,脚印叠着脚印,影子重着影子,呼吸交织着呼吸,脸磨着脸。我公(方言,公即爷爷)从这里走过,我爸从这里走过,我也从这里走过。大家还以为这是一条很短的路,从家门口到田里,走半个小时就够了,挑一担粪箕,晃着晃着,烟没吸两支,听见了自己田里的稻子在饱满地灌浆,咕噜咕噜,嫩穗胀了起来,胀得那么兴奋,催着阳光快快升起来,催着阵雨从山边飘来。殊不知,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,在田畈里绕来绕去,像线圈一样,一圈一圈绕,从大家的脚板开始往上绕,绕上脚踝,绕上腰身,绕上胸膛,绕上颈脖子,绕上大家一直低着看路的头,从春绕到冬,大家抬起头,发现冬雪弥漫,雪堆满了大家的头——一个苍茫的老人,回忆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,仿佛就在昨天,才发现,田埂路的长度就是自己一生的长度,说它短就很短,短如双脚,说它长就很长,长如河流。

田埂路穿过的地方,大家随稻子一起生长。时间分乘二十四辆马车,从灵山之巅匀速逶迤而下,来到田畈,一匹追赶着一匹: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……蓝翡翠在山涧边的木荷树上,亮开了嗓子,叫得多么欢快:嘎唝嘎哱,嘁嘁啦嘁;哩哩啦哩,嘁嘁啦嘁。叫声清脆欲滴,圆润柔滑。蓝翡翠斑斓的羽衣,随着树枝的晃动而摆动。它在求偶。四月,鸟鱼孵卵,田野已翻耕,水汪汪。以枫林方言,把蓝翡翠的叫声音译过来,就是:家公家婆,亲亲睦亲;清明来了,赶快下种。

蓝翡翠和布谷鳥一样,都是催耕催种的鸟。清明过个三天,各家各户便忙着育稻种。我父亲从谷仓畚出上年留好的谷种,放在晒谷场晒三天,再用石灰水泡一个时辰,倒入清水淘洗干净,然后倒进箩筐,浇透温水,用塑料皮把箩筐口封起来。谷种,每天在早中晚各浇一次温水。大木勺从木桶里,舀上温水,均速冲泻在箩筐,水一层层塌陷下去,往四处漫散,谷子吱吱吱地吸着水气,篾丝缝汪出清亮浅白的水线,慢慢往下移,直至箩筐底积了一圈水。谷种在发热,热度催着谷种,水气在塑料皮蒙出一层细小的水珠,如鱼肚白的天空爆出的繁星。谷种泡了七日,谷尖暏嘴(上饶北部方言,暏嘴即破壳)了,细须般的芽坯冒了出来,银白。我爸用手抄进温热的谷子里,抓一把上来,抖一抖,顺手泻下去,留一个,含在嘴巴里,牙齿慢慢咬下去,咯噔一下,谷子断裂。他摸摸嘴巴,说发了芽的谷子有些甜。他把谷种挑到秧田,抱着畚斗,沿着秧田垄,撒开手,匀细抛撒。秧田在育种前,耕一道,耖一道,水汪汪。育种那天,耖好的田,用木楼梯盖(此处为郑家坊一带方言,把不匀称的东西整理得平坦或把东西匀称工整地分割,称为盖)一次,用绳子来回反复拉平倒在泥面的木楼梯,田泥碎成了泥浆,水漾出来镜子一样的秧田。盖了的田,灌满水,晾三五日,泥浆如胶,这叫晾田。谷种抛在晾了的田里,第三日便扎下了根须。

这十几天,隔三岔五,有雨来。雨在白天来,细细软软的雨丝顺风飘,从山垄往田畈围过来。乌云是没有的,积雨云薄薄,像一层叠一层的鱼鳞片。天并不阴沉,但有轻轻的闷雷,咕隆隆,没有了惯常的冗长尾音。豌豆的蔓丝绕上了扦插的竹稍,一朵朵白色或淡紫色的花坠下来。雨下不了半个时辰,太阳爆出光,撕开游动的云团,投射到娇绿的原野上。在郑坊盆地,四季之中,只有在清明至谷雨之间,才有这种顺风雨。它不叫阵雨,叫催雨。雨催促万物快快发芽,催促阳光一日比一日暖和,催促鸟筑巢孵卵。雨下了第一场,第二天清晨,桂竹下,麻褐色笋衣裹着笋尖的两片幼叶,从惺忪的土里,耸了出来,像童话里的一座宝塔。秧田里的谷子有了肉眼看不清的嫩叶,针一样细,牙签头一样短。秧田垄里,插了三五个稻草人,穿着破布一样的烂衣服,花花绿绿,“手”上插一根长竹枝,“驱赶”鸟来啄食谷种。山麻雀、白鹡鸰、斑头鵐成群结队,从尚未收割的油菜地里,飞过来,耐着性子吃谷种。谷种,是年收之种,颗粒也不可损失,便在秧田上遮一张薄膜,用半弧形的竹篾固定起一个拱形篷。

燕子和白鹭,如期而至。秧苗茵茵。

秧苗长了一指长,可以分株栽秧了。拔秧,得早起,趁露水湿润,栽下去的苗易长。第一天拔秧,称开秧门。我母亲头天便准备了酒、肉、鱼,在开秧门的中午,得喜庆一下。土地庙里的油灯滢滢地亮一天。开秧门是惊天动地的大事,有老人端一个大猪头,摆上三杯酒,焚香烧纸,祭祀土地神。秧下了田,三日扶了苗头,便一日一个样地长。盆地绿油油,白鹭翩翩,来到田里吃蜗牛,吃泥鳅黄鳝,吃鳑鲏。它是诸野之神,全身堆着不会融化的雪,不时引颈高歌。天地更敞亮了。水正好淹到秧苗的腰部,秧头露出。秧绿簇拥,白鹭显得特别高雅闲致。白天灌水,晚上排水。在早晨和傍晚,田头站着一个个荷锄的人,看守着田水。

长禾苗了,翠柳大姑每天去摘菜时,站在自己的田边,看着泱泱的禾苗。“翠柳,你看什么呀,天天看,你多看一眼,禾苗又不会长得更快。”有人问她。

“盼孩子长大一样,盼禾苗长得快一些,等不及了,等着出粮呢。你不知道,等粮,比等儿媳妇上门还让人急。等得越慌,饿得越慌。”翠柳大姑说。翠柳是外嫁到高山小村上田山的枫林人。上田山出木料,出香菇。枫林人砍木柴,拉一辆平板车,走三十里的砂石路,背一个蒲袋,天蒙蒙亮出发,去上田山砍灌木。砍柴的人把蒲袋里的米,交给翠柳,由她代焖饭。翠柳是个好客的人,天天家里都有砍柴客,搭膳费一分钱也不收,还管菜吃。大家管她老公叫搭膳姑丈。搭膳姑丈是个埋头干活,低头烧锅的人。1981年,翠柳五十多岁了,和搭膳姑丈,从上田山搬到了枫林。上田山没田,封禁了山林,翠柳大姑没有了粮食的来路,她一家老小便借住在枫林影片院。

影片院在村头,空拉拉的四堵墙,和一个小舞台。影片院原是个大礼堂,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有两个高窗,一扇笨重的木大门。翠柳大姑把影片院用木板隔了五个房间,把戏台改成厨房。山里赚钱难,是一回事。山里青年娶不上媳妇,也是一回事。翠柳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,儿子春旺都过了三十岁,还没结婚。春旺是敦厚人,可没姑娘看得上。翠柳大姑家里没有粮,留不住人。

有一段时间,翠柳来我家,一天两次,有时一天三次。她跟我妈说:有适合的东家,春旺可以招亲,这个社会,招亲也不是不可以,枫林不就有好几个招亲的嘛。我妈张罗了好几个人,把村里需招上门女婿的人,掰着手指数了几遍,也没数出哪家适合。男方年龄偏大,确实难物色。我妈逢外村人来,便打听:你村里有需要招亲的东家吗,女方二十八以上,最适合。她还给捎话给我生活在童山的舅舅,说:德富啊,翠柳有儿子,可上门招亲,你问问,有没有适合的东家,条件是家里要有田。

有粮就有媳妇。村里有一个开机米厂的人,叫三水。机米厂在巷子口,有一栋水泥砖砌的简易瓦屋,作机米房。三水的爸爸在 1979年,死于车祸。三水才十六岁。村里照顾他,把他安排在机米厂机米。三水个子矮,走路筛米一样,二十二岁时,娶了一个五羊山的姑娘。姑娘叫二珍,是个芝麻(麻雀斑)脸,肥墩,脾气暴躁。三水性怯,家里家外听二珍的。三水也不太和人来往。一次,割了秋稻,不知道三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,芝麻脸骂三水骂了一个下午,骂得嘴唇瑟瑟抖,唇色发白发黑。她自三年前得了缺钾症,她骂三水是正常的事,骂得歇不了嘴。她走到哪儿,都提一个水壶,走不了几步喝一口水。她时时感到口渴、疲乏、眼花、焦虑。她只有骂人,才缓解精神紧张。这天,三水去机米了,她骂他,他也听不到。晚上八点多,三水下班。他回家也不见芝麻脸,揭锅盖找饭吃,锅里是半锅冷水。他问瘫在床上的娘,娘也不知道。在屋后柴房,三水看见芝麻脸倒在地上,口腔流溢出来的白沫阴干在嘴边,脸淤黑肿胀,眼白暴出了眼球。

柴垛的白炽灯,被风吹得摇来晃去。第二天上午,邻居在柴垛找到了三水。三水抱着女人,靠在木柴垛,脸发青。他把女人没喝完的剩余农药,喝干了。三水是救活了,可留下了歪头和撇脚的毛病。就这样一个人,村里倒有几个姑娘想嫁给他,说:机米的人家有粮食吃,有粮吃,还管他什么人呢。

缺粮的,可不止翠柳一家。吃饱,是每一户人家最大的事。我有一个姨婆,是我奶奶的堂姐,住在另一条巷子里。有一次,我妈对我说,姨婆这几天病得利害,我带你一起去探望一下。我推开姨婆的房门,看见一个只有头发没有脸的人,我吓得哆嗦,拽着我妈的衣角,缩在身后。“姨妈,听说你病了,我带孩子来看看你老人家。”我妈说。

“兰花啊。我没病,是饿得站不起来。”姨婆撑着床架,想下床。她说话声音很轻,像从地窖里发出来一样,阴森而冰冷。内屋半掩着窗户,光线很暗。

“我把你头发梳梳,脸都看不见了。”我妈从木桌抽屉里找出一把木梳子,给她梳头。

“我又不见人,梳不梳都一个样子。”姨婆说。姨婆生了三个儿子,都成家了,各自过自己的生活。姨丈公早逝,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。三个儿子,轮饭给她吃,一个人轮一个月。轮饭的儿子,派一个孩子,端一碗饭给她吃。端饭的孩子在门外,把饭吃干净了,换一碗菜汤进去。说是一碗饭,其实只有半碗,还掺杂了一半的红薯渣。

“粮食是紧张,但天天这样饿,也不是一个事。”我妈说。

“我做不了事,吃多了,也是浪费粮食。”

我妈给她两块钱,让她买东西吃。姨婆怎么也不收,说,这么多钱,担受不起,不如给我带一碗饭来吃吧。我妈听了,泪水扑簌簌直下。我妈念这个表姨的好。1955年,我公建房子,过年的米都没一粒,姨婆分出自己一半谷子,挑来半担谷接济。我妈一边梳头一边对表姨说:我每天下午,用围裙包一碗饭来,你不要说出去。

其实,我家年收并不好,即使年收再好,也不够一家人吃。我妈生养了九个孩子,粮食的用度太大了。在我童年,乃至少年的记忆里,大多与食物勾连在一起——和一帮玩伴,四处找吃食。挖红薯吃山楂,捡苦槠子掰野栗子,下河摸鱼烤起来野食。九月,田埂豆熟了,大家放了学,坐在田埂上剥豆子吃。生豆子,易腹泻,到了半夜忙不迭去厕所。大家不敢烤豆子,田野生烟了,很快被人发现,被抓起来,暴打一顿,还交给父母发落。收豆了,地里满是烂豆壳,被田鼠啃了一样。豆饱满的时候,正值二季稻青黄,谷穗沉沉,稻叶半黄半青,一垄垄的稻浪起伏。大家被晚风轻轻吹着,稻香扑鼻,最后一批白鹭即将南迁,在塘边,嘎嘎嘎,似乎有着无比的眷恋。大家在机耕道上,飞快地奔跑,追逐着落日。落日火一样烧起来,像个圆形的大铁炉。天际线越来越低,越来越暗,归巢的灰背卷尾在山邊叫得零清、透亮、悠扬。大家最乐衷捕田鼠,用一个铁丝笼,挂一粒花生,放在田头的草丛里,割一把草,盖在笼子上面,第二天中午去收。田鼠肥硕,吱吱吱叫。

禾苗分蘖,田畈散落着耘田的人。耘田选在阴天,撒化肥撒猪粪牛粪。猪粪牛粪早些日子,已晒干,发酵得蓬松,散发温热的动物肉体气息。家畜在未成为肉食之前,它们以体物的方式,返回了滋养它们肉身的大地。它们不会浪费大地供给的食物。耘田的人撑一根棍子,戴一顶凉帽,用脚掀开每一株稻禾的根部,又用泥浆盖上。我则背一个竹篓,去捡拾田螺,顺手把稗连根拔出来,踩入深泥,任其腐烂。或者把稗抛在路边,由太阳晒死。稗,大家称作假稻,根系粗壮发达,比禾苗长得更快更高更粗,叶子肥绿。其实,抛在路上的稗,晒不死。路过的牛,看见稗,伸出长长的舌头,把稗叶撩入口,磨动牙床,嚼得有滋有味。牛太喜欢吃它了。过个三五天,稗冒出幼芽,又被牛吃了。稗根裹着的泥团,被牛踩扁,稗须踩烂,泥团干裂,稗彻底死去。

牛比人累,拉犁拉耖。我哥是个耕耖手,田耕得深耖得细,请他耕田的人多。他腰上扎一条白手巾,提一个大茶壶,在田畈耕一天,中午也不回来。妹妹送饭给他吃。他吃饭,牛吃米糠和青草。牛吃饱了,在水里打个滚,裹泥浆。他坐在田埂上眯一下眼花(郑家坊方言,眯眼花即中午打瞌睡)。他才二十来岁,体力好。他在湖塘坑耕田,耕了一半的田,赶着牛回家了。我爸问他怎么不耕完了回来,离太阳下山还有两个小时呢。哥用手抹眼睛,抹了又抹,眼红红的,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妈问他,发生什么事了。他说,牛耕了半块田,拉不动了,用竹稍抽,牛也不迈腿,抽了几鞭子,牛跪在田里。牛流着泪水望着他,眼珠不转地望着他,望了好长时间。二哥说,家里去买一辆耕田机吧,牛不是在耕田,而是在遭罪,每一块翻耕的田,都是牛劳改的地方。“田就是牛受难的地方,可牛的命,就是耕田。不耕田的牛,是菜牛,挨剁骨刀剁。田少耕几亩吧,早上耕,晚边耕,有太阳晒不耕。买耕田机要两千来块钱,想抢这么多钱,也找不上地方。”我爸说。

牛累死在田里,是常发生的事。牛趴在泥里,再也起不来,四肢软塌下去,头慢慢晃着,眼圈叮满了牛虻和苍蝇,脊背两侧的肌肉松陷,露出嶙峋的骨头架。它的鼻孔潽出长气,拖着白色浑浊的液体,眼角淌下黄色的浓液,耳朵勉强扇动。它潽出来的气越来越短越微弱,白液也没了。它慢慢闭上了眼睛。耕田人往它身上泼凉水,用泥浆抹身。牛的尾巴再也不甩了,他瘫坐在田里,嘶声裂肺叫:牛啊,我的牛啊,怎么死得这样安安静静呢?他哭得伤心。牛死了,比他死了家中老人更让他痛苦。牛死了,一家人的收入没了着落。他的田,得自己挖了。他的帮手,毫无预料地失去了。

稻子边收边晒。晒谷场在门前,用大四边形的竹篾垫晒。我妈负责晒谷。她用谷筢,隔一个时辰筢一下谷子,翻晒一下。谷子在暴日下,散发扑鼻溽热的香气。金黄的色泽,是对大地最壮丽的展示。谷晒熟的第一担,挑去机米。我妈说,早谷熬粥,糯糯的,又稠又香,有太阳的味道,特别补身子。

谷子全部晒好了,二季稻也栽完了。我爸把平板车拖出来,装满稻谷,拉到郑坊粮站,上交公粮。一辆平板车,装两担稻谷,他拉不动,得有一个人推车。推车的人,通常是我。我打赤脚,打赤膊,戴一顶凉帽,肩上搭一条毛巾,一手推车栏一手推栏板,埋着头在后面推。枫林到粮站,有四公里的沙石公路。灼热的砂砾烫着脚板,有火烤的痛感。脸上的汗,滴在沙尘里,缩卷成一个泡状的粉尘珠球。我爸也埋着头拉,粗重的呼吸声,均匀有力。他的藏青色衬衫在出村的路口,已完全湿透了,白白的盐渍析出来,像一张世界地图,也像一张生命地图。

路上,都是拉公粮的人,平板车一辆接一辆。到了粮站,我爸给我一毛钱,去买一碗清汤(郑家坊方言,清汤即馄饨)吃。清汤店在小学门口,等清汤的人坐在屋檐下。锅里冒着蒸汽,清汤如盛开的栀子花,在沸水里翻滚。我端着清汤,看着自己脚上的水泡(砂砾灼伤),双眼一热,把汤水全喝干。汤好喝,滚热,浮着油花和葱花,几粒榨菜很入味,几丝海藻很鲜,咸淡合口(赣东方言,合口即对味)。

一亩田,一年上交 680斤公粮和余粮。交完公粮,家中剩下的稻谷已不多。1984年,我公决意要修一个谷仓。我公说,粮虽然不多,谷仓要大,总有一天,大谷仓里要堆满了谷子,没有谷子,堆豆子也是一样的。做谷仓的木板,我公早早去黄土岭拉来了。他把木头泡在水里,泡了整个春季,再搁上石墙,暴晒。木是水桶粗的杉木,晒出白白黄黄的油脂。白白的油脂从树缝里流出来,慢慢凝结,成了桃胶一样的透明黄色。树脂软成一团,像琥珀。

选谷仓的房间,让我爸伤透了脑筋。睡的房间都不够,哪还腾得出地方,建谷仓呢?我爸说,谷仓放在木楼上吧,干燥,没有老鼠,别人还不知道大家有大谷仓呢。我公嘿嘿,笑起来,说:谷子挑上楼累,挑下来累,你有没有这么好的腿脚。我爸咬咬牙,把我睡房,拆除了弄堂(房间与房间之间的过道,叫弄堂)墙,把半个房间和半截弄堂,建了谷仓。谷仓可以储藏四十担谷子。没有这么多谷子储藏,空出大半,我公便把酒坛存进去。我公说:我父辈就想建个大谷仓,现在有了谷仓,背脊都挺直了很多。

为了把谷仓堆满谷子,我公便去开荒,在山腰上,种大片大片的黃豆。他把黄豆卖出去,买稻谷回来。买回来的稻谷,他挑一担去吊酒(郑家坊方言,吊酒即酿酒)老八那里,吊满缸的谷烧。“一分酒,一分力。没有酒,做不了事。”我公说。作为一个家,还有比谷仓更好的器物吗?没有。这是做谷仓的木匠师傅说的。

无论是早稻,还是晚稻,新出的稻米,我都十分喜爱吃。筲箕畚半斗米,在清水里漾,一手托着筲箕底,一手拉着筲箕角,漾着漾着,米灰漾了出来,白白的,在清水氤氲开。鳑鲏围了过来,翕着扁嘴,吞米灰吃。淘洗了的米,在盆里浸半个小时,米变得圆润白胖,如刚出生的蚕蛹。米吸透了水,白得透明。水在锅里翻滚咆哮,白水泡对大地发出了热切的呼应。米倾入锅里,干裂的木柴架三块在灶膛,烧得啪啪响。米七分熟,把米捞上筲箕,慢慢晾干变硬。锅里的剩米继续煮,米汤变稠变糊,锅边的米汤烫干,成了笛膜一样的汤膜。撕一块下来,含在嘴巴,糖一样化得无影无踪。

筲箕里的饭胚,在中午,用饭甑蒸。饭胚紧紧抱在一起。仿佛它们在前世已相熟,曾是一座屋檐的亲人。如今,它们再也不想分开。它们在烈火中相逢。它们紧挨着耳语,说着各自的思念,各自的际遇。它们说起了蛙声和雷声,说起了麻雀和虫瘟,说起了炙烤的太阳和肥软的泥土。它们一生要说的话,在一个饭甑里说完。它们慢慢松开,蒸汽让它们脱胎换骨,沐浴中涅槃再生,如珍珠一般洁白。大家打开饭甑,饭香随着蒸汽扑腾过来。饭,出现在大家碗里。站在饭甑前,我每每无由地激动,像一个雪夜归人突然站在家门前。屋里熟睡的双亲安然,油亮的灯光轻轻摇曳,火炉上还温着半壶水酒。

我爱吃饭,低着头,吃得很认真。一次,我爸问我:什么东西最养人。我毫不迟疑地说:米饭。他又问我:什么东西最伤人?我看着他,嘴巴里鼓着饭。我爸说,最养人的东西,也最伤人。我爸伸出了手掌,给我看。那是一只皲裂的手掌,如干旱的田。“手掌就是一张田的脸,你看清楚了吧?!”我爸说。

从一粒谷子,到一碗米饭,我不知这之间的路程有多远。田埂路就那么一截,大家四季地走。暴雨中走,烈日中走。挑担走,荷锄走,空手走。大家蹒跚。大家踯躅。每次走,那么兴高采烈,那么无可奈何。大家奔走风尘,冒着严寒酷暑,风雨兼程。我們携带着空空的胃,来到了人世,日日填满胃的也只有米饭了。在秋分那天,大家会深切感受到,人对谷的膜拜。这天,是饶北河一带庆丰收的节日,在田畈,乡人抬着稻草扎的谷神,沿着田埂走,打锣敲鼓。大家穿红绿的衣裳,墨水画眉毛,红笔水涂唇。谷神扎得高高大大,穿着大红的衣服,戴着四角帽,高鼻隆起。大家抬着憨笑的谷神,欢呼着。

1986年夏季,我考上师范学校,我爸卖了两平板车谷子,卖了 55元。我缴学杂费需 33元,他给我 45元。他的手出了很多汗,把钞票捏得湿湿的。我爸给我 40元,忍了一会儿,又抽一张 5元钞给我,说,留 10块钱给你妈,你妈好几年没做一身衣服了。他的声音很低。我接过钞票,看了看他,又把钱全部塞还给他,说,等开学再说吧。入学通知书是乡干部正洪叔送来的。正洪叔爱喝酒,和我爸说了很多话。第二天凌晨,我跟邻居去分水岭砍木柴。木柴晒两天,卖给邻村的瓦窑场。我砍一天木柴,可以卖 1.35元。开学的头一天,我卖柴共卖了 17.5元。

大概在 1996年,村里大部分农田,无人耕种了。村前的水田被占用,建了房子。村里的劳力,都去了浙江、广东,做手艺或收破烂或拉货,极少的人进了工厂。我爸是个老式的人,他不舍得荒废田地。他说,种一亩田,雇人翻耕栽种收割,亏 120块,但作为一个种田人,不能以亏盈来衡量种谷,谷子首先是粮食,其次才是商品。

2006年,老屋拆除,建了新房。我公建的大谷仓,拆了一大货车的木板。我爸真是心疼。他提一个圆篮,拎了酒菜,去给他爸上坟。他告慰他爸,说,爸啊,自1月 1日起,国家废止《农业税条例》,大谷仓用不上了,今天拆了。他说得很动容。他又说,大家十五口的大家庭,分了四家,大家不需要屯粮了,没谷仓,大家也有吃不完的粮食,大家不会忍饥挨饿了,爸放心吧,多多庇佑一家人平安。

我公是个舍不得浪费一粒米的人,桌上落了一粒饭,他也手摸上来吃。他的碗不留一粒饭。他多次跟我讲“三年困难时期”(1959~1961年),村里粮食吃光了,野菜都吃光了,幸好家家有不多的自留地,保了人命,不至于饿死人。他说,把谷种在田里,就是把自己的命种在田里,谷子和命是一样金贵的。我也是舍不得浪费饭粒的人。每次我儿子留了饭在碗里没吃,我会说:把饭吃完,别浪费了大米。他不看我,也不作声。我说:“我在你这个年龄段,想吃一餐饱饭,有多难。白饭里掺了一半红薯渣,吃得舌苔生疮。我在郑坊中学读书,饿得受不了,叫我爸一个星期给我三毛钱,可以每个早餐买一个馒头吃。我爸拍拍口袋,一分钱也没有。”我儿子可能嫌我烦嫌我唠叨,有时杠我,说:“时代不一样了。你那个是物资匮乏的时代。”

扛了我两次,我很认真地把儿子拉在身边坐下,对他说:“儿子,你说得有理,时代是不一样了。但你想过为什么不一样?发生巨变的原因和过程是什么。”儿子看着我,摇摇头。我暂且不告诉他答案。他还在读初中,他还不会想这些。让他自己长大了之后思索。我说:任何时代,粮食是最重要的,没有粮食,人会大面积饿死,粮食就是大家的父母,珍惜粮食就是敬重父母。

我儿子还小,他还不知道饥荒是什么。他不知道前苏联分别发生在 1921~1922年、1932~1933年、1946~ 1947年的三次大饥荒,饿死人数超千万。他不知道津巴布韦、叙利亚等国家,正发生粮食严重危机。他不知道朝鲜每次发生大饥荒,饿死数十万人,甚至百万人,夜间挖坟偷吃尸体。儿子还在温室中生活,他不知道从田里种出一担谷子,有那么艰难。

每次回到枫林,我看到山垄里曾经的高产农田,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芦苇,我内心有说不出的痛,很苍然。那些农田,都是祖辈父辈肩挑背扛改造出来的。更年轻的一代人,加速度逃离土地。我认识一个菜农,姓徐,三十多岁,在田畈里流转了 120亩田,种有机菜,每天早上四点,开 42公里车程,把菜拉到上饶市菜品市场批发。他守了十三年的田。今年,他放弃了,不是因为辛苦,而是他孩子上初中了,在县城读书。他不忍心把孩子放在乡下中学读,乡下中学的教学质量实在太差了。他被迫放弃种菜,去城里开早餐店。

厚土,太沉重,他们难以背负,也不会有希望,更不会以生相守。他们或许并不向往外面的世界,但不得不选择外出谋生,并拼尽全力安居下来。无处可走了,他们才会回到出发之地,作最后的安息。郑家坊田畈,五分之二面积种植一季稻了,五分之一面积种葡萄,余下五分之二撂荒或种菜。这二十年,在田畈,我再也没见过遍地泱泱绿苗的暖人景象。传统意义上的农民,一代接一代以倍数递减,消失也是未来的一种必然。

但我仍然喜欢在晚边,走田埂路,水稻轻扬,稻浪层层。生活中所有不愉快的事情,我会排空。水稻,是一种和大家肉体黏连的植物,一年生禾本科稻属草本。大家的肉身,是水稻的化身。

我爸妈都已八十多岁了。我尽可能多回去,陪他们。他们像老去的水稻,在枯败。我爸是心性乐观的人。他每天必看“资讯联播”和“海峡两岸”。有一次,我对我爸说,田畈荒了那么多田,我想包一些田来种。我爸说,你不是种田的人,那个心,省省吧。我说包田种,不一定自己耕田栽秧。我爸说:有那么好种的田啊?不一心一意去干一件事,干不好。他是一个说话很干脆很直白的人。说起种田,他很有兴致。他说:“中国人的历史,可以说,就是一部粮食史,丰衣足食,也只有这个时代才彻底实现。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要做的事。我这一代,是白手起家,抚养你这一代人长大;你这一代,是建自家房子建自己生活的城市,好好培养孩子;你孩子这一代干什么呢?他们自己会想,但肯定不是回枫林种田。守着一亩三分地的时代,一去不复返。完全实行机械化操作,一畈田,要不了三十个人,全解决。”他当了三十多年的村干部,说话带有别人不可质疑的语气,即使老了,还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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