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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自老去

2021-03-15 05:02:00 读者 2021年7期

张瑞

文洁若。和安里摄

缓慢的含义

文洁若老师94岁了。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,8点开始工作。

她在做翻译。自己到底翻译过多少日文书?她记不清了,大名鼎鼎的川端康成、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当然翻译过,并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三浦绫子、佐多稻子之类的作家,也能排出一串。现在,她已经成为中国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人。

文洁若不会用电脑,她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写作方式——要修改时,用剪刀剪下指甲盖大小的白纸,用胶水工整地贴在原处。可以想象,这让她的翻译变得愈加缓慢。

以缓慢的速度,2020年,文洁若在翻译太宰治的作品。她匍匐在书桌前一日又一日,稿纸就积了厚厚一沓。

文洁若是已故作家、记者萧乾先生的妻子。

萧乾还在世的时候,家里的访客总是络绎不绝,学问名人、青年学者、传记作家,都是来找丈夫的。与丈夫和他的同辈友人相比,她才是那个带来青春气息的人。那是一段快乐而热闹的时光。一位电台记者记下了来访的情景。

萧先生对文先生说:“洁若,穿上你的漂亮衣裳!”文先生立即跑回卧室,换了一件色彩鲜艳且有流苏装饰的上衣,还涂了口红。

萧乾去世后,曾经络绎不绝的访客少了许多,家里冷清下来。她以一种毫不拖泥带水的态度向丈夫的“身外之物”告别。萧乾的手稿、信和照片交给图书馆,内蒙古大学建了一座萧乾文学馆,她就邀请他们来家里挑选可资纪念之物,后者来北京用卡车拖走了一车物品,宛如搬家。

她一个人住,以翻译为乐,以书为伴。房子老了,她也老了。房中寂静,只有笔头作响,在漫长的一生中,这大概是唯一一整天都可能没有人和她说上一句话的20年。丈夫去世了,子女远在国外,她一个人生活。

她把所有精力都贡献给了工作,前来拜访的人总会震惊于房间里的杂乱,到处都是书。她在书与书的包围中曲折穿行,碎步儿无声,就像一只上了年纪,却依然不失优雅的猫。

“我一个人过得挺好。”文洁若说,“还有翻译工作要做。”

追赶太阳

“我的英文名是Maggie,我就叫萧乾Tom,因为有一个小说,乔治·桑写的,里面有一对兄妹叫这两个名字,大家也这么相称。”在一个冬日的下午,老人开始翻检记忆,仿佛从旧时光的口袋里掏出糖果。

她很少聊起自己,总是聊到丈夫。一方面是习惯使然,即使丈夫去世后,来家里的人也多是为了听她说说萧乾的故事。人们对她丈夫比对她更感兴趣,她早已心知肚明。

另一方面,她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的人生无话可说。“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事,萧乾那才叫有意思。钱锺书说他有才华,关于我,钱锺书可一句话都沒说,见没见过都不记得呢。”这么说的时候,你不会从她的语气里感到一丁点儿不满。丈夫有天分,她比不上,他是主角,自己是配角,但这不妨碍她有着不以工作为苦的自得其乐。

客厅的正墙上,是一幅翻拍的萧乾先生的黑白照片,不过不是他老年的样子,而是1942年,32岁的萧乾在剑桥大学的留影。那是一个文洁若自己都没见过的青年时代的丈夫,在英格兰的艳阳下,歪着头露出顽皮的笑容。照片正对书桌,她也就日复一日在丈夫的微笑中努力工作。

丈夫比她大17岁,与她结婚前,早已成名。他是写出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埃德加·斯诺的学生,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,和巴金是挚友,冰心叫他小名“饼干”。他出版过小说,翻译过小说,在复旦大学当过老师,还是“二战”中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。

他们是通过翻译结缘的。20世纪50年代初,文洁若梳着双马尾辫,是刚入职的小编辑,向萧乾请教一个翻译难题,萧乾给了她满意的解答。她写信夸对方造诣不凡,不留神“造诣”写成了“造脂”,萧乾看了就笑:“呦,我可够胖了,再‘造脂还得了。”

他们在1954年结婚,新婚之夜,新娘还在灯下看校样。萧乾对妻子说:“你好像到这世间就是来搞翻译的。”

可不久连翻译也搞不成了。“反右”“文革”接踵而至,改造、下放、被关“牛棚”、遭受大字报批判,与萧乾结婚的头30年,文洁若仿佛掉进苦海。等到两个人狼狈地爬上岸,他们都老了。

文洁若说,这些年有时会梦见丈夫,但不是客厅照片里青春正好的萧乾,而是那个她最熟悉的满头白发的老头儿。

“他就在书桌旁坐着,没说话,好像在等你赶紧说完,他好继续工作。”文洁若说着,笑起来,“反正在我的梦里,他还活着,并且在工作。”

许多光阴被无意义地消磨,他们并不甘心。在决定翻译有“天书”之称的《尤利西斯》时,萧乾80岁,文洁若退休一个月。

一开始萧乾不想译,要“自讨苦吃”的是文洁若。

而萧乾在文章里说,他后来同意翻译,是因为文洁若,怕她一个人翻译,累死了让人笑话。

于是有5年时间,一对老夫妻,每天5点起床工作,文洁若主译,每翻译完一章交给丈夫修改。他们约定每天不翻译完一页原文不睡觉。许多个早晨,萧乾想多睡会儿,文洁若就站在床边数“1,2,3”。他们从古英语中找注释,从《金瓶梅》里找灵感,过程艰苦得让脑细胞排队自杀,但后来他们说,那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快乐的5年。

萧乾和文洁若合译的《尤利西斯》

一对老人拼尽全力,想要追赶时间,就像和太阳赛跑,直到其中一人先到达生命的终点。

“萧乾想写到最后一天。”如今回忆往事,94岁的文洁若语气温柔,“他昏迷前还拿着笔,算是做到了。”

以后的20年,便剩她一个人继续工作,继续追赶太阳。

活下去

似乎只要活得足够长,就会与遥远的往事不期而遇。当文洁若一个人守在老房子里时,有一天,久未谋面的外甥女来找她,手里拿着一沓泛黄的信纸。那是在一间旧阁楼里发现的,阁楼的主人早已过世,打扫的人发现了一整沓80年前写给阁楼主人的情书。写信的人,是她的二姐。

在文洁若的书桌上,一直摆着一幅幼年时的全家福。那时她的父亲还是驻日外交官,他们一家生活在日本。照片里有父母、大姐、三姐、四姐,两个幼弟和自己,但没有二姐。因为在文洁若7岁的时候,19岁的二姐和阁楼的主人——她的老师私奔。父亲一怒之下登报与二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,举家迁往日本。在日本时,他们收到二姐的死讯。在死前,二姐诞下一个女婴。

文洁若将这些情书交给一位相熟的编辑,托他出版成书。于是在21世纪,当年的“五妹”已经成了老太太的时候,永远年轻的二姐成了一本书的编辑。

文洁若1927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,祖父是清代的进士。在旧时代,文家的女儿接受了最好的教育,除了高中没念完就离世的二姐,四姐妹都读了大学。

如今,垂垂老矣的文洁若喜欢以夸耀的语气回忆几个姐姐。大姐是文家女儿中唯一会写小说的,小说发表在《国闻周报》上,后来她才知道当时的编辑就是丈夫萧乾;二姐学法文,自然最浪漫、最有勇气,她为了爱情不惜与家庭决裂;三姐最潇洒,戴一顶贝雷帽,骑自行车上学,因为成绩优异被辅仁大学免试录取;四姐和自己长得最像,但四姐是天才,会五国语言,还会拉丁文,能弹钢琴,会作曲。

但后来,曾经的五姐妹都离散了,大姐只身去了异国他乡,再没有写小说;二姐早亡,一张相片也没有留下来;四姐因为二姐的去世对人生充满幻灭感,年纪轻轻就入了修道院,22岁就死了;三姐在19岁的时候摔伤了腿,在床上一躺就是17年,能站起来的时候,青春都消散了。

三姐死后,文洁若才知道,三姐像二姐一样,也有过一个恋人,但父亲知道后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,两个人断绝了联系。后来,三姐的腿摔坏了,心上人投笔从戎,他们的人生再无交集。两个人再见面时,已经是半个世纪后,心上人儿孙满堂,而三姐一辈子没有结婚。

“我是家里最笨的那一个。”文洁若说,这不是谦虛。如果说她有着比姐姐们更多的成绩,那只是因为她一直活着,还可以继续努力,这就是她的幸运。“活下去”是反抗、是希翼,“活下去了”是运气,也意味着肩负了全力以赴的义务。

丈夫走了,五姐妹只剩下她一人。她用自己的方式怀念他们,她给萧乾编全集,给二姐出书,将自己的译本以三姐的名字发表,给孙女取名Sophie,那也是一个姐姐的名字。

而最佳的怀念方式,自然是继续工作。

较量

许多拜访过她的人,都听老太太说过要活到113岁的目标。她已经计划好了,翻译到100岁,然后估计脑子不够用了,再开始写回忆录。旁人委婉地提醒她,现在动笔也可以,但她从不为所动。

作为一个94岁的老人,文洁若的身体状况堪称优秀。她的图书编辑李若鸿每年会陪她去做体检,除了眼睛,一点问题没有。

这20年,文洁若说她从不感到孤独。她不像一般的老人,愈到晚年愈渴望家人的陪伴。萧乾去世后,她原本答应去儿女所在的美国,但那年发生了“911”事件,这就让她有了不去的借口,她告诉儿子萧桐,说她乘的飞机准得掉下来。

但一点儿孤独感都没有吗?李若鸿说,大概还是有的,她只是不表露出来。虽然她不主动给儿女打电话,但接到他们的电话,她也很开心。2020年,她每天看报纸,关心美国的疫情。她不是不想他们,只是不想离开这间旧屋子,离开她的工作。

“她不信能在海外做她在国内做的事儿。我猜她更怕失去各种联系、熟悉的语言环境,变成无关紧要的‘普通人。”萧桐说。

萧桐认为,母亲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。她曾经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丈夫、家庭,如今她想献给自己的工作。

于是,没有什么能阻止文洁若继续努力工作。她全身心投入其中,既得宁静又得幸福。

在她最满意的翻译作品——日本小说《五重塔》里,她曾经用优美的语言道出编辑的感叹:

“人之一生莫不与草木同朽,一切因缘巧合都不过浮光掠影一般,纵然惋惜留恋,到头来终究是惜春春仍去,淹留徒伤神。”

那该怎么办呢?

“既不回顾自己的过去,也不去想自己的未来……在这鸡犬之声相闻,东家道喜、西家报丧的尘世中,竟能丝毫不分心,只是拼死拼活地干。”

(云淡风轻摘自微信公众号“谷雨实验室-Tencent资讯”,本刊节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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