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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转身

2021-09-22 02:30范稳
当代 2021年5期
关键词:阳阳

范稳

第一章

1

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前局长卓世民现在是一个等待死刑判决书的人。他的一生戎马倥偬、身经百战,无论是在战斗的岁月还是和平年代,他就是不断书写传奇的那一类好汉,死神常常都得绕着他走。卓世民曾经设想过倘能死得轰轰烈烈、壮怀激烈,不说像个英雄,至少也不枉为男儿。可万万没有想到,自己将面临这样一种死法。

真是窝囊透了。卓世民不断回想那些被他送上刑场的死囚。有的早吓得三魂出窍、七魂消散,没有了人形;有的死硬分子会用阴毒、不服的眼光盯着他,说二十年后,等老子再成一条好汉,大家再过过招。有个连续作案的持枪抢劫犯,枪法精准,凶残冷血,身负四条人命。在抓捕时他被卓世民一枪打碎了一只睾丸。卓世民去死牢里审他,这家伙戴着四十公斤重的大镣,却还在做着复仇的梦,他恨恨地对卓世民说,好汉,你的准头够损的,让你爷爷在阴间再不能快活了。等老子出去了,取你的命根来赔。过去卓世民对这些人渣从无一丝怜悯,让他们伏法是自己的骄傲。现在卓世民却在想:当一个人真正面对死亡时,保持镇定是为了做人的尊严,表现出勇气则需要一点横蛮——横人不怕打,蛮汉不怕死。

一个月前,卓世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退休干部年度体检,半个月后体检报告出来,省厅老干处的副处长小唐专门开车来接他,随车来的还有刑侦局办公室主任小纳,他们说,卓局,大家去省第一人民医院一趟。在医院的肝胆胰外科,科室主任副主任都在场。卓世民退休前两年,这家医院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,卓世民带专案组搞了半个月,顺利破了案,医院还特地给省刑侦局送来一面锦旗。卓世民在这里搞案子时,任意传唤和案子有关联的人,再牛的医生在他面前都诚惶诚恐。现在,掉了个个儿啦。

科室主任满头华发、目光睿智,令人信赖。他拿起卓世民的体检报告说:“这位领导,家属来了吗?”

卓世民当时头嗡的一下就大了,尽管从他上了老干处的车时起,心里就犯嘀咕,搞这么大动静,莫非……他努力保持住镇定,说:“医生,没关系的,你就跟我说吧。”

卓世民抽了几十年烟,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肺;因工作关系,喝酒也不少,因此肝也是“酒精考验”了;当然还有心脏,退休前血脂高、低密度胆固醇高、血压也高,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趋向。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压药和心脏方面的保健药,深海鱼油、Q10等,硝酸甘油片和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带在身上。但在体检报告中,这些病因都不重要了,排在第一项的,是胰腺上的问题。专家说:

“根据B超显示,你的胰腺有高回声结节,大小有0.92厘米。”

什么是胰腺?什么又是结节?专家耐心地说明了半天。通常这样的结节如果长在肺等器官上,大家会怀疑是钙化点。但胰腺上从来不会长钙化点。所以大家需要再做CT检查;如果显示还是占位,为慎重起见,我建议再做加强CT来排除占位。

那么,什么是占位呢?专家平淡地说:“占位就是身体内多出来的东西,通常就是肿瘤的意思嘛。当然占位有良性和恶性的。不过,胰腺占位即便開初是良性的,后来大都会转移成恶性。占位还要看是单发还是多发。单发可能有手术的价值,多发,就没有临床意义了。”

那意思就是说,等死呗。

然后医生问了一系列的问题。平常有腹痛和腹胀感吗?最近食欲怎么样?是不是消瘦得很快?血糖高吗?有没有糖尿病?是不是时常感到乏力?拉肚子吗?是不是时常感到腰酸背痛?

这些问题让向来行事果断的卓世民既不能一概否定,也不敢部分肯定。他的脑子里就像有架直升机的螺旋桨在旋转,搅得他不知如何回答。比如说体重,去年有些偏胖,今年控制了饮食同时加强锻炼,他的体重从81公斤降到了74公斤,家人都在为他高兴。又比如前段时间他失眠得利害,吃嘛都不香。那阵保姆包阿姨回家,他天天晚上要照顾老父亲的生活起居,搞得自己精疲力竭、腰酸背疼。生活规律被打乱,自然就哪儿都不舒服。至于血糖,一直是偏高的,空腹血糖多在6.5至6.8左右。况且根据今年的体检报告显示,比去年也有所增高。这些身体内的老毛病,现在和胰腺占什么位的一联系起来,样样都显得疑窦丛生、杀机四伏了。

卓世民那天如何走出医院的,一点也记不得了,他就像喝酒断了片。自己仿佛是站在一条河对岸的人,而此岸熙熙攘攘的人群、来来往往的车流,生动而鲜活,还有身边不断宽慰他的小唐和小纳,他们说了些什么,他一句也没有听清。身边的世界没有声音、没有温度、没有远近,甚至没有了色彩,像一部早年间的默片。他还记得自己两腿发飘,连上车都是小唐和小纳来扶他——他们几乎是把他搀扶进了车里。

卓世民顿时感到了羞愧:卓世民,原来你他妈也怕死啊!

你是个怕死鬼。你是个怕死鬼。他不断羞辱自己。战火纷飞、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兵,从警几十年的老刑警,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职场生涯中,死亡还见得少吗?血肉模糊的尸体,火星四射的枪战,刀光剑影的搏杀,千里迢迢的追捕,生死一瞬间的转换……没有多少人经历得比你更多。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胰腺占位缠身时,你他妈还是个怕死鬼的嘴脸。

车开到卓世民所住的金孔雀城社区前,卓世民已经镇定下来了。社区里景物依旧,楼房、花园、道路、广场、喷泉、球场,让卓世民看得心痛。他对小唐说,此事你们不要在单位上多说,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小唐说已经联系好了,下午再来接您去做CT。卓局,不会有事的。卓世民强扮一个笑脸,说,我才不信啥操蛋占位呢。我能吃能睡能打球,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。哪有专家说得那么邪乎?现在人们不是说,那些个专家都是些砖头“砖家”嘛。

但不管人家是什么家,医生的话总得听。下午先做CT检查,一会儿就看到了片子,医生的解读毋庸置疑,胰腺占位是肯定的,卓世民的心掉到了冰窟里。但这次他显得比较镇定了,他说,上午那个医生说不是还有一种什么CT吗?破个案子还讲证据链哩,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啊?

寻医问药,是每一个被告知得了重病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。只要有条件,任何病人都恨不能把天下最好的医生都问个遍。卓世民那天晚上关在自己房间里,偷偷在手机上搜“胰腺癌”。上千万条的相关信息,看得他头晕目眩、心底发凉。最后自己归纳出的结论是:胰腺癌是高度恶性的肿瘤,早期诊断困难,一经发现便是晚期。一般采用切除手术,但切除了只能活七个月;如果加上放疗化疗等手段,还可多活一年半左右,能活过五年的概率小于百分之一。假设不接受任何治疗,最多可活半年。胰腺癌向来被称为“癌王”,没有谁能挑战它的“王权”。

卓世民一夜无眠。

第二天去做加强CT,分管内勤的赵华清副厅长和厅机关党委隋书记、工会何主席都来了。他们以为人来得越多,会给卓世民带来越多的安慰。卓世民没好气地说:

“还不到开追悼大会的时候,你们来干什么?”

赵副厅长来当然是管用的。他请来了一个分管业务的王副院长,同时也是胰腺方面的专家亲自来看加强CT片。所谓加强CT,不过是在CT扫描的基础上加静脉注射造影,让占位部分更加清晰地突显出来。赵副厅长宽慰卓世民道:“老卓,不会有事的。上个月机关工会组织爬山,你还冲在我前面嘛。体能真是好。”

人家的話说得这么热乎,但卓世民觉得赵副是在对一个要死的人说话。你说得越春风拂面,他心里更阴风凄凉。

片子出来后,阅片无数的王副院长略带诧异地说:“麻烦了,有三个结节。一大两小,挺清楚的。”

“有什么解决方案?”赵副厅长急切地问。

王副院长沉吟片刻,才说:“建议你们去北京找专家看看吧。两个小的占位位置偏胰尾,如果确诊是胰尾瘤,不是胰岛素瘤,或许还有手术的可能。”

赵副厅长说:“好的,大家马上就安排。”

“不去!”卓世民硬硬地说。

“老卓,大家会安排好的。”赵副厅长赔着小心说。

卓世民冷冷地看他一眼:“我是个退休老人啦,不给组织添麻烦。”

当初组织人事部门来跟卓世民谈退休问题时,他们准备了一大箩筐盖棺定论的溢美之词,以宽慰他这样的大功臣。通知他退休那天,卓世民刚破了一起碎尸案,正在审结案报告。卓局,政工部门的人还在给您请功,人事部门的人却要您走人,也太不厚道了。他底下的兄弟们为他鸣不平。卓世民平和地说,别嚷嚷啦,制度就是这样,到点就得走人,谁也不能违背。省厅陈铭厅长也觉得挺对不住卓世民的,但卓世民一句话就让他释然了。他说,我早该回家孝敬我那越来越糊涂的老爹了。我这一辈子没有当成个好父亲,就去补当个好儿子吧。

不过,这个孝子可不好当。卓家现在四世同堂,六十五岁的卓世民还上有老下有小。他的老父亲卓存君九十三岁高龄,现已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二期,除了头脑糊涂、大小便失禁外,身子骨还可以,饭量也不错。老伴肖佳也退休多年,女儿卓婉玉、女婿杨先书和外孙女杨颖跟他们住在一起。小两口在大学城有一套房子,但离城太远,杨颖上学也不方便。所以他们情愿早出晚归,勤俭“吃”家,好在大学老师也不是每天需坐班。这个家庭的每个早晨都是一场小小的“战斗”,卓世民一般五点起床,带着退役警犬阿雄在小区里慢跑两圈,压压腿,抻抻筋骨,打一套拳。阿雄曾是条功勋犬,跟随卓世民破案无数,还在全国警犬大赛中得过第二名。卓世民退休时,阿雄鼻子上长了个小瘤子,不能再服役了,卓世民把它领回家,请最好的兽医给它做手术。一个老警察和一条老警犬,颇有点要在退休生活中“抱团取暖”的意思。

晨练完毕,卓世民回家戴上手套、口罩,协助保姆包阿姨给老父亲换纸尿裤、换被子,甚至换褥子——如果碰上他拉肚子的话。多数情况下老人家面无表情,如一个木偶一般任他们收拾那一摊腥臭的“残局”,有时候他拧巴任性起来,又打又踢的,要么就往地上一躺,活脱脱一个无药可救的老孩子,只有卓世民才镇得住场面。一个年过花甲的人抱着比他更老几十岁的老人去卫生间洗澡,那场面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老爷子当年是个桥梁工程师,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,年轻时穿上西装帅得不行。可是,人老了,吃喝拉撒睡都是别人的负担,还连老儿子的孝心也不知道为何物了。

把老父亲弄到卫生间冲洗干净,换上干净衣裤,再扶到餐桌前坐好,这个早上才算消停。通常情况下,女儿女婿匆匆吃上两口,或者抓几个面包带上一袋牛奶,送杨颖去上学,卓世民夫妇和保姆才坐下来吃早饭。

我死了,老爹谁来管?

心中有了牵挂,死亡就成了生活中必须严肃面对的事情。恐惧,害怕,遗恨,咒骂,不服,哀痛,悲伤,留恋,忧郁,侥幸,绝望,不舍,以及对生活、对家人连筋连骨的爱,这些心中的块垒,他必须默默地去抚平。他想自己生起恐惧心,是因为家庭让他不舍,老父、妻子、女儿、外孙,他欠亲人们的债太多,还没来得及好好偿还,自己就要撒手不管了。刚退休没几年,赋闲生活的舒适、悠闲,以及毫无压力感的松弛,那么让人心旷神怡。就像你跋山涉水走过漫长的道路,终于到了该休息的地方,正打算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,但阎王鞭子一挥:继续跟我走,上黄泉路。苍天在上,你这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坏事,没伤害一个好人,在外恪尽职守,在家有情有义,你能不感到冤吗?能不留恋生活吗?

能站着,就不躺下。这是卓世民的口头禅。与其去哀叹阎王为什么选中了我,不如向死神迎头撞去。这样的生死观并不是卓世民在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后才有的。干他这个行当的人,常年在刀锋上行走,每次和死神交手博弈,他都能安然胜出。过去压力足够沉重,天天都在负重前行,他从退休那一天起,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卸下了重担的闲人。谁愿意天天面对人间的那些丑恶和苦难?波澜壮阔的人生是显英雄本色,可风平浪静的日子才是生活。虽然刚回到家那段时间还有些若有所失,没着没落,但很快他就满足于一个退休老头儿的生活了。能全身而退,就是人生的赢家。

赢家苦尽甘来,却仍要面对生命无常。正如他过去从不会告诉家人自己要去实行的任务有多危险,现在他也不打算让家人知道自己得了绝症。他准备独自面对和死神的较量,放弃对生命的固执,走得尽可能有尊严一点。他骄傲一生,绝不希翼成为身上插满管子,被医生和药物折磨得形销骨立、痛不欲生,在众人的哀戚和眼泪中凄惨离去的那种人。

给自己一枪,是一个老刑警最体面的死法。可是他没有枪了,这样做也不符合国情。不过,一个老警察当然知道许多条告别人世的道路,他悄悄为自己做好了设计,既要保持体面,又要不失尊严。

可是,人们却舍不得他就这样匆忙离开。陈铭厅长把他召到办公室,说,老伙计,别着急。你还是去北京再做一次检查吧。回去收拾一下,明天老干处的人陪你去。我找了部里的人,已经安排好了。卓世民在位时是陈厅长手下的得力干将。他的病,厅长当然要操心。

卓世民回答说:“去北京还不是那么回事,不去!”

陈厅长递给他一支烟,“万一排除了呢?”

卓世民说:“我只相信概率,从不指望万一。”

陈厅长眼眶有些湿润了,说:“部里老池听说你病了,给你安排好了一切。你就算是去见见老朋友吧。”

卓世民在干刑侦局长前,曾干过十多年的秘密侦查处处长。老池是公安部的刑侦专家,早年也跟卓世民一样干密侦工作。那时在密侦战线有“北池南卓”之说。还在工作时,两人几乎年年都要碰头,都退休后大家见面就少了。卓世民想,就当去告个别。不过他请求陈厅长,自己病了的事,尽量不扩散。他也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去北京干什么。

老池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,为卓世民的病跑前跑后地安排。在北京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找了全国顶级的专家资主任给卓世民会诊。资主任身后跟着一群全国各地来进修学习的医生和在读博士,有的人都两鬓斑白、满头华发了,还在资主任面前毕恭毕敬。那阵势,让卓世民感觉省医院的那些院长专家,在资主任面前当见习医生的资格都不够。

资主任仔细看了卓世民带去的片子和省里医生的诊断,跟身后的医生们说了一通卓世民听不懂的专业术语,时常还夹杂英文单词。最后,资主任给出的建议是:去协和医院做个奥曲肽显像检查吧,这是个最新的显像技术。看到片子医生就可以确定下一步的处置方案了。

拿到结果大约要等十来天。老池说这个资主任可是给中央领导看过病的。最新的技术,最好的医生,老卓你就放宽心吧。卓世民说,那又能怎样?不过是看到一个案发现场。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

卓世民這些时日没少在网上搜有关胰腺癌的信息。美国苹果企业的创始人乔布斯够牛的吧,得胰腺癌后五十多岁就走了。乔布斯都如此,你一个普通人还折腾个什么劲?你比乔布斯还多活了十多年,比起他,你人生还赚得更多吧。

卓世民在北京只待了两天就回来了。他已经决定放弃所有的治疗,也不愿接受人们的慰问和同情,哪怕是老池这样的老战友。老池现在一个人隐居在一个巨大的小区里,他的家人没有和他住在一起,子女只是偶尔过来看看他。老池当年因为工作特殊,没保住自己的家庭,多年来都是一个人生活。卓世民在和他告别时说:老伙计,好好活着,我走了。干大家这行的,也许不该有家,一个人来去无牵挂。

老池患有较为严重的帕金森症,他抖着双手拉着卓世民,不失幽默也不无伤感地说,你就当先去那边卧个底吧。等几年我就来陪你。

回程之旅,不是归来,像一场告别。卓世民的飞机飞临春城上空时,正是夕阳西下时。他看到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的天际线,忽然想到一个人灵魂飞升时,大概就该看到这样的景象。你像一只孤独的鹰,盘旋在故乡的上空,留恋在亲人的目光里。城市在长高、在膨胀,每一条街道都流淌着希翼,每一扇窗户都无言溢出生动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有悲有喜,有平淡有离奇。而一个干刑警的人,总是置身于日常生活千奇百怪的反常中。就像卓世民从未料到,一向身强体壮的他会得这莫名其妙的病,这太不正常了;也像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在脱下警服五年以后,还要重新披挂上阵。这也很反常。

2

才六岁多一点的小女孩侬阳阳从汤谷寨被带走的那个上午,是个阴天。雨云堆积在山岗,太阳躲起来了,天一副要垮下来的样子。侬阳阳的曾外祖母白桃花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。她把孩子交给拍电视的那两个人时,心里忽然有某种不祥的预感。她说要下雨了,路不好走,你们不要带孩子去了。

但那个说话怪腔怪调的唐导说:“老人家,你拿了大家的钱,别影响大家工作。鹅克(OK)?”

扛摄像机的张师已经在发动车了,他在驾驶座上说:“莫跟她鹅克了。大家还要赶路哩。”

白桃花张了张嘴,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她只是对侬阳阳说:“阳阳,要乖要听话哦,见到你妈妈后给我打电话来。”

侬阳阳是个乡村留守儿童,她的父母在省城打工,要进城见到爸爸妈妈了,孩子当然高兴。昨天家里忽然来了两个伯伯,说是要给她拍电视。爸爸之前也打来电话,要她乖、听话,这两个伯伯要把她的乖样子拍出来给爸爸妈妈看,给所有喜欢阳阳的人看。侬阳阳虽然在乡下长大,但她知道电视里那些美丽可爱的小朋友。他们在电视里唱歌、跳舞,快乐无比。现在你也将和他们一样了。这两个拍电视的人对孩子和她的曾外祖母说。他们把侬阳阳哄得很高兴,给她看她在画面中的样子,让侬阳阳新奇不已。他们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大熊猫玩具和一包好吃的东西,巧克力、饼干、糖果、烤串、果冻、奶昔,等等。许多零嘴侬阳阳从未吃过。村寨里长大的孩子,自由生长,漫山遍野乱跑惯了,也没有什么安全教育。两个和蔼可亲、身上又随时变戏法般变出很多好吃甜食的陌生人,哄一个毫不设防的乡下女孩,连唐导和张师都觉得太容易了。

车驶出汤谷寨,张师递给唐导一小盒粉红色的果冻,封口已撕开。唐导心领神会,哄孩子道,阳阳,来,看看伯伯给你带哪样好吃的了呀。侬阳阳没有多想,接过来就往嘴边塞。唐导紧张地看着她,张师也不时边开车边回头看。不到三分钟,孩子昏昏睡去。

车开上盘山路,汤谷寨已被甩在后面。张师不断看后视镜,搞得唐导也紧张地往后看,往两边看。群山寂静,道路蜿蜒,一只鸟儿从车前飞过,也让张师紧张得踩了一脚刹车。

张师说:“乡村里没人养的娃儿多得是,干吗非要抱走这个娃娃,还搞那么大动静?嫌警察没事干是不?”

“四哥,你买头猪崽还问猪妈妈同意不吗?”

“烂眼儿,你是个要挨雷劈的狗杂种。”

被称为“烂眼儿”的人眨巴了一下眼,摘下了鼻梁上的平光眼镜,咧咧嘴说:“干大家这行,雷劈下来了再说。”

这是两个名字见不得阳光的人。张师的真名叫赵四毛,道上的人都叫他赵老四;冒充导演的唐导,真名叫曹前贵,“烂眼儿”是他在监狱里的绰号。他们是曾经的狱友,在监狱里曹前贵是赵老四的马仔,少吃了许多苦头,对他既害怕又服气。他们前后脚出狱,电话里都说有财大家发呀,别忘了难兄难弟。

来自边境线上南山村的曹前贵从小在饥饿中长大,饥饿是一种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鬼,赶着人到处觅食。有一个关于老鹰的传说让曹前贵在走上拐卖孩子的不归路上,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饥饿的鹰。在漫长时光流逝中的某个冬天,饥饿铺天盖地,连天上的老鹰也饿花了眼。有人看见一块快速游动的阴影,涨水一般漫过山岗,漫过房舍,漫过几块玉米地,最后这阴影覆盖了农家地头边的一个小孩。原来它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老鹰啊!它一爪抓起了孩子,想飞回自己的鹰巢,好好享受一顿童男子的美味。村人敲响了瓦缸破锣,射出一支支于事无补的弓箭,村子周边的大山也从四面合围起来,试图挡住老鹰的去路。大山说,留下孩子。老鹰飞不过越长越高的山峰,就把孩子扔在最高的那座山头的岩石上。那里连岩羊也攀爬不上去。老鹰说,谁有比天高的本事,就来带回你们的孩子吧。

曹前贵十九岁时因为伤人蹲了两年监狱,被他一锄头打瞎一只眼的人不是别人,是他的亲哥哥。穷困让他们兄弟阋墙,痛下狠手。就像没有真正饿过肚子的人不知道饥饿的凶狠一样,没有和曹前贵打过交道的人,不知道他有多冷血。

曹前贵的村庄是喀斯特地貌区,主产石头,副产品才是庄稼——玉米和土豆。庄稼生长得稀疏零落,漫山遍野的石头却长势凶猛,像成群结队气焰嚣张的怪兽。它们还会赶着人跑,带给人们代代沿袭的贫困和绝望。尽管人有脚,石头没有脚,但它们会从地里长出来,从山上一片又一片地压下来。在大山的柔软处,会存留一些稀薄的土,依附在石缝间、石旮旯里,以及稍微平缓一点的地方,像肉一样诱人。因此当地人从不叫土,称之为“土肉”,这样才对得起它们的金贵。这块地,“土肉”瘦一點。人们会这样说。但天降一场大雨,地上刮过一阵强风,石旮旯里少得可怜的那点“土肉”,就被雨水冲走了,汤汤水水地漏到不知道的地方;还有被大风刮走的,像一去不回的鸟儿,抛下贫瘠瘦硬的大地。人说水落石出,这里是土走石头现。去年还可以种两三株玉米的石旮旯缝里,今年连种子都撒不进去了。在石旮旯山地里种庄稼,至少得三人同时上山。一人在前面挖一个坑,撒下种子,一人从背篓里抓一把农家肥盖上,再一人背着水桶浇一瓢水。然后,靠天吃饭。

土地包产到户那年,曹前贵家分到七分坝子里的玉米地,十来亩山地。山地就是石旮旯里一处又一处的石窝窝,石头占了百分之九十。每一个石窝窝里有几捧“土肉”,种得进三四株玉米就算“好地块”了。人在石头缝里刨食吃,虽然艰难万端,但再贫瘠的土地,现在归自己所有了,还是让人看到了隐隐约约的希翼。曹前贵十七岁时,家里养了一头肥猪,父亲请了三个壮汉抬肥猪下山去卖,过山垭口时,肥猪大约不想就此引颈就屠,四个抬猪的汉子扛不住一头肥猪的垂死反抗,连人带猪地滚下了悬崖。曹父当场身亡,手里还死死地抓住一根猪尾巴。曹前贵上有老母、哥哥嫂嫂。一年后,兄弟闹分家,哥哥说,老二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饥,我得养老妈和一家子人,坝子地就留给你两分,山地你就多占点。

老爹不在了,长兄当父,曹前贵还能说什么?他在山脚下自己搭了间木棚屋,成为村里最年轻的光棍。可分到他名下的那点地,根本不够填饱他的肚子。他分到三亩山地,一年下来,就只剩下一亩多了。“狗日的石头,去年还在半山腰,今年就跑到老子床边了。”曹前贵肚子饿慌了的时候,常常这样骂。

在石旮旯地里种庄稼,要比别的地方费更多的功夫,你得学会围埂,把每一个石窝窝里的“土肉”用石块围住,雨季来了那点土才不会被冲走。曹前贵没那个耐心,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肯下笨力气的人。有一年,他偷偷将自家坝子里的玉米垄往哥哥那边挪了几尺。但就为了这多出来的七八株玉米苗,哥哥前来兴师问罪,兄弟俩在地头大打出手。结果是,哥哥被曹前贵一锄头挖瞎了一只眼,弟弟得了两年牢饭吃。

曹前贵出狱后,都能听得见南山村曹氏家族的老祖宗在祖坟里叹息,也能想象得到曹家老屋里神龛上祖先的牌位是如何黯然无光,尘垢满面,更能听见一只眼的哥哥隔着千山万水的怒喝:你还是滚吧,不要回来丢曹家人的脸了!

曹前贵愧对先祖,无颜回乡,只有滚了,滚得越远越好。他跑社会时,神州大地还在到处传唱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年轻的曹前贵那时心里也有一把火,希翼的火、挫败的火、失望的火、愤怒的火、欲望的火、贫困的火,相互交织,欲壑难填,让他在家乡又瘦又薄的田野上看不到任何希翼,就只能把希翼寄托在自己一身的力气,以及在社会上结交的那些狐朋狗友身上。他们有的能喝酒,有的能打架,有的能行骗,有的会小偷小摸。尽管他也下井挖过矿,挑砖盖过楼,开山修过路,还养过猪,摆过摊,跑过单帮,摘过棉花,扛过大包,什么活儿能挣到钱他就去干什么,但他没有从身边那些靠辛勤劳动挣钱养家的人们身上,学到做一个好人的本分、良善、勤劳、诚实以及应该坚守的底线。他日思夜想的只是,用最少的力气,赚到更多的钱。比如抱走一个别人家的孩子,比扛一袋水泥,自然省力得多。

曹前贵看着窗外的山岗田野想:都在讨生活,为哪样我这样的人非得在刀口上讨吃?人是不是有两套心肺?一套是人的,一套是畜生的。曹前贵不知道别人如何想,因为说起活过的日子,满嘴都是苦,像一头畜生一样没心没肺会让自己好受一点。

左侧一辆奔驰车别过来,想超他们的车,对面已经驶来一辆大卡车,公路上喇叭声四起。赵老四凶了外面一句:“奔死啊!”

曹前贵说:“你好好开车,可别出啥差错。”

赵老四肥厚的腮帮咬动了两下,没有回答。

曹前贵跟赵老四不是一个地方的人,他听成“奔食啊”。人不他妈的都是在奔食去的吗?饿过肚子的人才晓得急慌慌地讨那一口食吃不容易,脸面不顾,生死不惜。

这时他的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:货呢?

他马上回复道:到手。然后长长吁了一口气。

他们的车开到省城的城乡接合部时,窗外已是霭霭暮色,似一块掩盖这人间一场罪恶的巨大幕布。曹前贵舒了一口气。刚才赵老四说要避开一些公安的检查站,得走点弯路。曹前贵想,孩子送到目的地,他就能拿到钱。曹前贵不怕赵老四卖他的马1。

车忽然拐进了路边的一家汽修厂,曹前贵问怎么了。赵老四说,车胎跑气了,换胎。

曹前贵嘀咕道:“越急越见鬼。”他刚下车来看车胎,两个男人就迎上来说:

“老板,先到里面去喝茶吧,一会儿就弄好。”

曹前贵还没有来得及看仔细车右侧的前后车胎有什么问题,就被那两个男人拥着带进了房间。这期间他还看见另有两个男人在匆匆关汽修厂的大门。曹前贵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,拔腿想跑,但他的两只胳膊已被人紧紧捉住。曹前贵大喊:“赵老四,你敢卖老子的马!”

他扭头看见赵老四还坐在驾驶座上,不停地揉鼻子。这个家伙有个肉头鼻,过去在牢房里,赵老四要算计人、要打人的时候,就是这种让人汗毛倒竖的样子。曹前贵来不及再喊,头上就重重挨了一下,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曹前贵醒来时,发现自己手脚已被胶带布紧紧捆住,关在一间屋子里。他想:我这是栽到黑道上了。一开初他还喊叫,但挨了几顿老拳后,他不喊了。他面对的都是些他闯荡江湖以来所遇到的最冷血的恶人。他们穿着质地上好的衣服,皮肤白皙,身板有型,头上留着板寸,胳膊上大块刺青,一看就是心狠手辣的人。他们下起手来,比牢房里的狱霸还要凶狠。有个家伙飞起一脚踢在曹前贵的腮帮子上,踢掉了他两颗大牙。

赵老四不见了踪影。过去曹前贵认为只有贫瘠地方的人才会饿肚子,可赵老四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城里人,从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流浪,为一个包子可以跟人动刀子。在别人的耳光和拳头中长大,骗子小偷是他的老师,少管所

是他的学校。曹前贵是“二进宫”,赵老四进出监狱按他的说法就像“回家探亲”。他们在一起蹲监的那些日子,谈论起小时候饥饿的感受。曹前贵说饿得头昏眼花时,看见山上的石头都以为是馒头哩。赵老四说,街角那些比茅坑还臭的垃圾桶,在大街对面我都能闻出里面有没有人家吃剩的半块面包。

赵老四曾经跟他说过,只有狠狠饿过肚子的人,才是恶狠狠的人。曹前贵不无悲哀地想:狗日的赵老四,你比老子更饿。

3

卓世民从北京回来后,彻底想开了。与其枯坐家里等死,不如走进人生的热闹处。该出去打球遛弯会朋友,一样不落下。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过,将每一次球赛,每一次聚会,每一件要处理的事情——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,都当成“告别赛”。声色不露地和家人告别,和熟悉的朋友们告别,和安详的生活告别,和路遇的陌生人告别,和阳光、花朵、树木、湖面、街道、商店、菜场、药店、餐厅告别。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回想自己的一生,有遗憾也有自豪,有时还会为年轻时干的荒唐事哑然失笑。没有什么可怕的,人都有自己的命,到了认命的时候,就和死神签一份协议:我不抱怨,不诅咒,不怨天尤人,请你让我安详地离开。

卓世民是从事过特殊职业的人,特殊到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工资单上都只是一个代号,当上刑侦局局长后他的身份才逐渐为人所知。被他送进监狱、送到刑场上的犯罪分子无以计数。退休前一年卓世民搬了家,倒不是他害怕什么了,他这是为家人着想。这里虽然离城中心远一点,但环境好,既安静又安全。适合他这种需要“大隐隐于市”的人养老。他不希翼再有任何社会上的恩恩怨怨、刀光剑影,影响到自己的退休生活和家人的安宁。他的职业生涯尽管充满传奇,无比荣耀,但他现在甘做一个钓鱼遛狗、买菜打球的普通老头儿。

退休后卓世民迷上了打网球,经常和他配对打双打的兰高荣,是他工作几十年的老搭档,两人同是从干刑警入行,都当到高级警官退休。兰高荣退休前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,分管市局的刑侦工作。两人在工作上的默契和生活上的互相照料,胜似亲兄弟。这天下午三点,他们在洒满阳光的网球场见了面。兰高荣说:“从北京回来啦?”

卓世民答非所问,说:“糟糕,水杯又忘记带了。”

兰高荣嘿嘿一笑,从球包找出一瓶矿泉水:“喝这个吧。你这老糊涂。”

卓世民过去头部受过伤,最近几年来老是忘事儿,这已经成了大家嘴边的笑谈。比如他出门去买菜,到了菜市场却想不起老伴左叮咛右交代要他买的东西;有一次球场上来了几个新球友,他在先容自己的队友时,竟然脑子里忽然一片空白,想不起队友的名字来了。那一刻他恨不得一枪崩了自己。家人曾带他去看过医生,给脑部做彻底的检查,CT、核磁共振啥的。那医生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,什么脑垂体、神经元、淀粉样蛋白基因、早老素基因,等等,绕得你要么像进入了史前社会,要么是误闯了外太空,面对一群比自己聪明了几个世纪的人,在他们面前不当个傻子都不行。脑子不行了,对一个干了一辈子刑侦工作、事事缜密、阅人无数、在人群中靠鼻子都能嗅出哪个是犯罪嫌疑人的老警察来说,无异于宣判他是一个废人,比当年组织上让他退休打击还大。

兰高荣看卓世民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,便打趣道:“咋啦?想桑吉老师了?人家今天不来。”

桑吉老师也在这支老年网球队里,打混双时常和卓世民配对。她过去在一家文学刊物当总编,曾经编发过一篇写卓世民的报告文学,现在她还称他为“老英雄”。桑吉老师是个离婚的单身女士,弄文舞墨的人,向来应笑多情,看卓世民的目光难免就有些青年女性才有的柔情和爱慕。

“你个‘烂脱靶,净乱打枪。”

“烂脱靶”是兰高荣在警校时的绰号,第一次射击训练十发子弹他有本事全脱了靶,后来打枪一直都没个准头。甚至在刚穿上警服不久的一次抓捕行动中,还误伤了群众。那一枪其实也是为了救卓世民之急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边境口岸逐步开放,贩毒活动十分猖獗。那时他们俩都是刚入行不久的刑警,在一次缉毒行动中,刑警队在一个农贸市场将正在交易的毒贩逮了个现行,卓世民按翻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毒贩,正要给他上手铐时,另一个家伙挥舞一把砍肉刀就砍将过来,卓世民双手不空,身下还压着毒贩,只能一勾頭躲过了第一刀,兰高荣就在卓世民身后,他看见那小子又要砍第二刀了,连忙举枪就打,没打中罪犯,子弹却打到一根石柱上,又弹了

出去,伤到一个躲避不及的卖菜商贩。不过这一枪起到了震慑作用,舞刀那小子看到警察真开枪了,扔下刀就跑。案子了结后论功行赏,卓世民荣立三等功,兰高荣却挨了个警告处分,要不是卓世民极力为他申辩,兰高荣差点就干不成警察了。卓世民说没有兰高荣那一枪,我头都被人劈成两瓣了。但这一枪,却成了兰高荣终身的噩梦,让兰高荣一直有打枪恐惧症。

“你心里有事儿了。”兰高荣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去北京干吗?”

“没干吗。走走,看看。”

“好嘛,换鞋。先活动活动。”兰高荣已经站到场上了。他笃定卓世民有事瞒着他。几十年的老搭档了,一个眼神一跳,都知道对方要干什么,需要什么。兰高荣知道,你不问,卓世民是不会告诉你任何心事的。他烂在肚子里的事情太多,哪怕面对他这样的老伙计。很多事情你跟他推心置腹了,他永远保持着那种令人敬畏的神秘感。兰高荣经常揶揄卓世民搞那十来年的密侦工作把人情味儿搞坏了,说他“六亲不认”都是轻的了,这家伙为了工作常常忘记了自己是谁,但兰高荣永远是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。

兰高荣还在市局当刑侦支队支队长时,卓世民是省厅秘密侦查处的处长,有一次兰高荣接到线报说有两个黑社会团伙为争地盘,在一家废弃的工厂车间内准备火拼,他带刑侦队和治安队的弟兄们冲进去时,赫然发现卓世民也混迹在流氓团伙中。那一瞬间他有被这家伙骗了的感觉。上周大家还在省厅一起开会呢,怎么没听他说在实行卧底任务?刑侦队的小伙子们可不明白这些,扑上去就开始铐人,兰高荣怕卓世民受到误伤,直接奔卓世民而去。没想到卓世民操起一根钢条就冲兰高荣砸来。兰高荣抽身闪慢了点,钢条重重砸在他肩膀上。他那时才明白,卓世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他顺势倒在地上,放卓世民跑了。卓世民那一钢条把他的锁骨砸断,住了一个月医院。事后他也只说了卓世民一句,你小子下手够狠的啊!就不怕你兄弟媳妇守寡?而卓世民也只是嘿嘿一笑,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,更不会说他实行的是什么任务了。

两人在场上拉底线,刚刚热身,卓世民的电话就响了。是老伴肖佳打来的,她在电话里急吼吼地嚷,老卓你快回来,婉玉的车被人砸了!

卓世民问:“怎么被砸了?”

家里有两部车。今天卓婉玉开杨先书的车去接孩子,她的雷克萨斯两厢车就停在地下车库里。卓世民退休后多数情况下出门坐地铁、搭公交车,偶尔才会开女儿的车。从前他坐着闪着警灯通行无阻的车,每一个路口都有交警给他行礼,现在他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平头百姓,红灯停绿灯行。这个感觉很实在、很闲适。反正再也用不着赶时间了,急什么呢?肖佳心脏搭了四个支架了,她越急,卓世民就越不能急。他对她说,我马上回来看看。没多大个事,别急。

卓世民在回去的路上想起来了,昨天他去省刑事司法技术鉴定委员会开会,把一个挎包忘在副驾驶座上了。八成是哪个蟊贼以为包里有货,撬不开车门就砸车窗。唉,我竟然也成了个丢三落四的人。这越来越糟糕的臭记性啊!

情形果然如一个老刑警的推断,车右侧前窗玻璃被砸了,副驾驶座上的包也不见了。肖佳就在车旁边,还有一个保安守在那里。卓世民大体问明了情况,车库的监控半个月前就坏了,车库门闸昨天碰巧又被一个女司机撞断了。那保安一看就是刚从乡下来的,一问三不知。老伴说,叫警察来。什么人啊?敢来砸我家的车!卓世民说,算了算了,多大个事啊,一块玻璃,换了就是。

肖佳嗓门大了起来:“怎么能算了?你的包怎么说呢?里面都有啥呀?”

卓世民想了想,包里有自己的驾照,有钱包,还有不多的现金和两张卡。关键是里面还有一份省刑事司法技术鉴定委员会的案卷,他退休后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,这个机构专搞疑难案件的研究和鉴定,卓世民这种身经百战的老刑侦,常被请去参加“会诊”。这事儿还得报警。刚才他已经把现场迅速看了一遍,这个蟊贼是个老手,车窗玻璃是用毛巾一类的软物裹着榔头砸的,车顶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,车架边缘还留有两个手指印。这次他得逞了,下次还会来。别指望小区物业部门会及时修好那该死的监控。

电话打给谁呢?他犹豫片刻,最后还是把电话打到了110。

接警的是个嗓门细细的警察,问明具体情况后又问:“你车里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吗?”

卓世民有些恼火起了:“车里还有根金条哩!你说值不值钱?”

那边愣了一下,才说:“我帮你转接到当地派出所吧,他们马上派人来。”

卓世民对妻子说:“你回去吧,我在这里等。”他又对那保安说,“你也走吧。”

这一等就等了半个多小时,来了一个胖胖的社区片警,一看就是个刚穿上警服没几天的新手。他的帽檐压到眉毛处,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。他用两个鼻孔看人,用下巴当手:“什么情况呀你?”

卓世民心里有些发凉,遇到个喜欢耍酷的二愣子了。他指了指车说:“车窗被砸了。警官,你看看嘛。”

那警察都不愿意多走近车一步,只用下巴抬了一下:“车里丢啥啦?”

“丢了一个包。”卓世民说。

警察训斥他道:“干吗要把包放车里呀?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!社区里开会给你们老百姓讲解防范意识,都不来听。东西丢了就晓得利害了?”

卓世民说:“警官,你先看看现场吧。”

“看什么现场?跟我走,去派出所登记去。”这警察扭身走人了。

唉,不穿那身马褂,还真被人当老百姓打发。妈的,今天索性就看看这些基层警察怎么办案的吧。他正在寻思呢,那警察扭头又催了:“快点啊你。磨蹭什么呢?”

警察骑了辆电驴来的,卓世民走路,还背着球包,紧赶慢赶才跟得上,走得他一身汗。那警察本可以等他一起走的,甚至稍微怜悯一下他这个老人家,搭上他一起走,但是人家偏不,在前面把车骑得歪歪扭扭的,还一路打電话看微信。到进派出所大门,就有人叫他,小山子,过来帮个忙。这警察看都不看卓世民一眼,说,在那儿等着。然后就进另一间屋里去了。

派出所的接待厅不大,前面一个柜台,有两个人在那里补办身份证,便民服务台前坐了两个辅警,不时有些民警进进出出。卓世民怕被人认出来,找了个角落坐下。这一生中他出了多少大案要案的现场啊,这次碰到自己是当事人、受害者,人家连他的现场都不愿多看一眼。这老百姓不好当啊。今天就把这滋味体验个够吧。他想。

又等了半个小时,那片警在过道那边冲他勾了勾手:“你,过来!”

这小子派头真够大的,得治他一治了。卓世民起身,神色平静,老老实实地跟着那片警进了一间办公室,然后开始进入问讯程序:姓名,职业,家住哪里,电话,身份证号,家庭成员,什么时候发现物品被盗,损失情况,等等。卓世民没有说出自己过去的工作单位,只说是退休人员。片警的嘴唇努了一下。那意思好像是,就你们这些老倌老奶奶多事。

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,翻了翻电话记录,问卓世民:“报警时,你不是说还有根金条吗?刚才怎么没有跟我说?”

卓世民冷笑一声:“亏你还想得起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?”警察的下巴又抬起来了。

“没什么意思。我忘记了。”

“忘记什么了?”

“车上没有金条,我以为有。就忘记这个了。”

“你以为?”警察的嗓门大起来,鼻孔冲着卓世民,“谎报警情是不是?拿大家开心是不是?没见大家忙得脚底翻天吗?”

“我没有谎报警情,警官。”卓世民尽力压住自己的火气,“我的车窗被人砸了,难道你不该出警?你是干什么吃的?警官,请你态度好一点,别对一个老人家吼。”

也许是卓世民老豹子一样凌厉的目光,让这年轻人不得不有所敬畏了。他收起了高抬的鼻孔。“好了,你回去吧。”

“就这样了?”

“你还想怎样?”警察又抬起了下巴。

“警官,我想,你们该派人去出个现场。”

“你想?你想派人就派人啊?你谁呀?大家一个月都没休息了。回去吧回去吧,大家这里有备案就是了。”

卓世民其实知道这样的小案子根本不可能派专人去查,哪天碰巧抓到那个小蟊贼了,能并案处理就算不错。自己包里的钱啦卡啦什么的都无所谓,驾照被人拿去做坏事可不得了,还有那份刑事司法技术鉴定委员会的案卷,流传到社会上也不好。毕竟他不是一般人。

“好吧,我给你找个人出现场吧。”卓世民淡然一笑。他转身出来,掏出电话直接打给省厅刑侦局的武钢局长,他从前的下属,现在的接任者。他本不想让这个小胖子太为难的,但他的作风实在该改一改了。更别说他心中憋的那股火,迟早要喷发。

三分钟以后,派出所带班的一个副所长从楼上冲了下来,跑得连帽子都歪了,见了卓世民又是敬礼又是握手,慌乱得语无伦次。副所长姓李,按他后来在会上训手下的说法,卓局这样的

大人物,他出现场,大家都在三十米以外。

派出所乱成一锅粥,像出了大案,院子里的大小警车、摩托车全发动起来了。他们把卓世民恭恭敬敬地请上车,直奔案发现场。

但他们还是晚了,连卓世民都不得不佩服武钢这小子行动神速。地下车库已停了七八辆警车。拍照的、取指纹足迹的、搜集痕迹的、画图的,忙得如临大案。刑侦局里的刑侦、技侦、电侦、网侦部门的处长、副处长几大金刚们全都出来了,连追查电话号码的移动平台也搬了来。武钢局长亲自坐镇指挥,见了卓世民便拱手道歉。卓世民对他也不客气,见面就开骂:

“你小子不是吹嘘说要打造什么联防‘马奇诺防线吗?我看你这是马不堪一击防线。”

武钢说:“老局长,别生气,明天我就给你把人抓了。跑不了小兔崽子的。”

那帮正忙乎着的警察,一多半的人都曾是卓世民的下属或徒弟,许多人向他敬礼、寒暄。那个跟卓世民耍酷的片警哪见过这个阵势,他站得远远的,小脸煞白,汗水淌得没个人样。他身边的李副所长也一脸紧张,大约恨不得把这个不争气的手下掐死。他低声凶道:“你小子什么眼神?对大家卓局什么态度?经常跟你们说起的老英雄,站在你面前都不認识啊?”

卓世民觉得有两句话要给他们说清楚,他对李副所长说:“其实今天搞这么大动静,完全没有必要。也就砸块玻璃,你们按程序办就是了。”

李副所长一个劲儿地点头,“是、是,大家一定注意一定改正。对不起老局长了!等我回去好好收拾他。”

这片警已经窘得要哭了,卓世民冲他笑道:“啥局长不局长的?我就一退休老头儿,你就当我是你管片里的一老倌。以后你骑车在前面走,不要让老百姓在后面跟着跑。”

4

第二天早上,一家人正准备吃早餐,武钢的电话就打来了。说那小子抓到了,包里的东西都在,他马上派人给老局长送过来。老伴听说东西找回来了,从昨晚到今早一直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来,她递给卓世民一杯牛奶,说:“还是找人才好办事吧。你非要走程序报案,自讨苦吃。”

女儿卓婉玉送孩子先走了,女婿杨先书在餐桌对面一边刷手机一边喝粥,头也不抬地说:“现在的警察,他们什么都管不了。”

卓世民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说:“没有人民警察,你觉都睡不安稳。”

“跨度有问题……应力,应力不够。”卓存君老人口齿不清地来了一句。通常情况下,他会在饭桌上来上几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,大家也就权当外星人说话。

杨先书说:“他们哪里还想得起警察前面还有‘人民二字,他们是管‘人民的。”

卓世民把手中的牛奶杯往餐桌上重重一蹾,“人民警察不为人民办事,那还能叫什么?”

杨先书不搭他的话,脸冲着岳母说:“还是我妈说得对,你要是个老百姓,是个货真价实的人民中的一员,这点小事,谁来管你。”

卓世民眼睛都瞪圆了,肖佳忙说:“吃饭吃饭,过去了的事情就不说了。先书你不是还要去上课吗?抓紧点吧。今天几节课啊?”

卓世民跟这在大学里当副教授的女婿不对路子,隔三岔五地就要在饭桌上从争论到争持,常常气得卓世民恨不得甩他两拳。在卓婉玉第一次带杨先书回家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那天,卓世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不好。说他目光游离、世故圆滑、不知礼节、身子羸弱。卓世民的原话是:瘦得像秧鸡,不经打。哪有这样看自己未来的女婿的呢?卓世民私下对卓婉玉说,大家刑警队里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,个个精明强干有责任感,我百里挑一给你找一个。其实卓婉玉很小的时候就想当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警察,但被他断然否定了。他说女孩子家,跳个舞学个琴教个书啥的,才是美好的人生。因此卓婉玉上大学时学的是人类学专业,读完研究生后如愿做了一名大学老师。卓世民对此很满意,女人嘛,生活中的危险和社会上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,离她们越远越好。可卓婉玉却不希翼父亲给她找一个警察男朋友。她对父亲说,你都不让我当警察,还想给家里找一个警察女婿呀?妈妈这一辈子怎么过来的,我可是知道得比谁都清楚。这么一说,卓世民只好让步,勉强接受了这个自由散漫的诗人女婿。卓世民就不明白了,当年这个戴副眼镜的白面书生,是怎么打动了自己女儿的心。

在卓世民还在位的时候,杨先书还不敢轻易挑战老岳丈的权威,他退下来后,杨先书开始步步紧逼,愈发把卓世民当不中用的老头儿对待,甚至将他跟婉玉的爷爷“一视同仁”。虽然卓世民是一家之主,但杨先书自有治他的法子。这个家庭有个奇怪的“治理”循环:除了现在智商比杨

颖还低的老人卓存君外,杨先书听宝贝女儿杨颖的,杨颖听她妈卓婉玉的,卓婉玉听她爸卓世民的,卓世民听老伴肖佳的,肖佳却处处、时时维护着杨先书。

这个早餐吃得不舒心,就像吃了一块烤煳了的面包,搞得满嘴苦涩,难以下咽。女婿从餐桌边消失后,保姆包阿姨收拾桌子,老伴去小区超市买菜,顺带跳一小时的广场舞,十一点多才会回来和包阿姨一起做饭。上午卓世民一般不出门,中午家里会吃得比较简单,晚上女儿女婿和外孙女都回来了,家长里短,吵吵嚷嚷,孩子满屋乱窜,屋子里有了生气,饭桌上至少也得四菜一汤。在外人看来,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其乐融融的四代同堂之家。

回到自己的房间后,他还在生女婿的气:老子都是要死的人了,你小子懂个屁!不是自己亲生的儿,不足以托付后事。他想起明天要和兰高荣一起去钓鱼,现在就整理一下渔具吧。

卓世民找不到一只大号鱼钩了,就出自己的房间来找,转到客厅发现家里来了客人,正坐在沙发上哭泣。保姆包阿姨正陪着她一起抹眼泪,老父亲呆呆地坐在他的手扶轮椅上,对别人的哀伤无动于衷。两个女人看见卓世民都站了起来,包阿姨眼泪汪汪地说:“大哥,你要帮帮我小香妹子。”

那个叫小香的女人穿一件皱巴巴的蓝色翻领短袖,蓬头垢面,脸色灰暗,她泪眼婆娑地望着卓世民,就像给按动了悲伤的开关,叫了声“卓大爹……”然后哇的一声长号起来。

卓世民问:“怎么了?坐下说。坐下、坐下,慢慢说。”

卓家当年装修这套房子时,认识了来自壮族村寨的侬建光韦小香夫妇。他们在窗帘城开有一间“花街窗帘店”。卓家母女俩在窗帘城一眼就相中了侬建光夫妇的窗帘。他们的窗帘面料虽然跟其他店大同小异,但帘头的运用和搭配从设计到装饰,都别出心裁、巧夺天工。尤其是在帘头上恰如其分地镶嵌一些壮族手工绣,如太阳芒纹、云纹、水纹、花卉、山水等富有壮锦特色的图案,把现代元素和传统学问巧妙地结合。壮家女孩,从小跟家中的长辈织布绣花,针线活堪称一流。卓婉玉是搞人类学的,正在做壮学问研究,一见韦小香做的窗帘,自然爱不释手。家里的所有窗帘都交给了侬建光夫妇制作和安装。那时韦小香正怀着孕,大着肚子为卓家赶制了所有的窗帘、窗纱、帘头、桌布、台布等。碰巧侬建光夫妇和在卓家干了二十多年的保姆包阿姨还是壮族老乡,包阿姨家和他们的寨子只隔着一条河。卓家搬进新家后,邻居和来走访的亲戚朋友,见了卓家的窗帘款式都赞不绝口,卓婉玉顺带就给侬建光夫妇先容了十几单生意,甚至还先容他们为一家美术馆做窗帘,以至那两个月侬建光连临时工都雇了四个。夫妇俩成了他们的朋友,卓家要改个线路、装个灯、打个电钻孔、换个水管龙头、堵个漏、刷墙面、补个墙漆什么的,都找侬建光来帮忙,几乎没有他不会、不能的事情。一个城里的家庭,断乎少不了这些进城务工的人们的帮助。小两口来家里干这做那的时候,殷勤周到得像家里的晚辈。似乎不是卓家需要他们来帮忙,而是他们很乐意来尽义务。卓家也常把一些不用的旧家具、电器、衣物都送給侬建光夫妇。小两口每年回家过完年,也会来给卓家拜个晚年,同时带些土鸡、土鸡蛋、柿饼、核桃、野蜂蜜等山货。

这是一个乡下人和城里人互相在走近、靠拢、融汇的时代。就像他们遇到麻烦时,也需找个城里有能力的人当靠山一样。

韦小香哭着说:“大爹,我女儿……我家侬阳阳……给人……拐走了!”

卓世民略微一惊,“哦,怎么回事?坐下慢慢说。”

一个星期以前,韦小香接到她外婆的电话,说有两个拍电视的城里人来到汤谷寨,要给侬阳阳拍电视。外婆说,他们比乡长还大,我不认得他们要搞哪样。你和他们讲。

电话里的一个男人自称为唐导,操着一口比侬建光说得还要烂的普通话。他自我先容说他们是市电视台的导演和摄像,在拍一档大型的真人秀节目,要在城里找一个孩子,乡下再找一个孩子,拍这两个漂亮可爱的小宝贝的一天。鹅克?大家拍他们怎么吃饭穿衣,怎么玩耍学习,怎么学琴绘画,怎么下河捉鱼。鹅克?大家不但要拍侬阳阳在乡下的生活,还要把她接到城里去拍摄,让她去城里那个孩子家里做客。鹅克?这个真人秀节目一上电视,鹅克,全国人民都会知道这两个小可爱了。韦小香当时不相信,她说不会吧?我家阳阳都没去过城里几天,憨头憨脑的,一样都不会。唐导在电话里肯定地说,大家要拍的就是这种纯朴自然的小姑娘,你不懂。鹅克?大家是电视台,不跟你们开玩笑的。鹅克?

大家还会跟你们签一份劳务合同,侬阳阳小朋友的演出,大家是要付费的。鹅克?你加我微信,我把合同传给你看看。鹅克?

合同传过来了,侬建光还是不敢相信。六岁的侬阳阳居然也能挣到钱了,而且是一大笔!合同上明确写了:“乙方(侬阳阳)参与该节目制作完毕后,甲方付与乙方监护人劳务报酬伍万元人民币。双方签订本合同之际,甲方预付人民币贰万元。”唐导说,两万元预付款一万先给孩子外婆,一万马上转给你。鹅克?合同等大家回来城里拍摄时,我再来找你们签。鹅克?一分钟后,一万元就转到侬建光手机上了。

他们第一次面对电视台的人,就像一步跨进了城市的主流阶层,让小两口兴奋得夜不能寐。六岁的侬阳阳有一张可爱的圆乎乎的脸,眼睫毛很长,鼻子不高,嘴角微微上翘。侬建光和韦小香也追看电视台的各类真人秀节目,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,平民家庭的孩子,站在五光十色的大舞台上,一夜成名。这就是他们的梦想。每个孩子在父母眼里,都是天使,都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宝贝,他们只不过没有机会站在电视摄像镜头前罢了。

看看,大家的阳阳上电视了不说,一个星期挣到的钱比她爹妈干半年挣的还多。侬建光跟韦小香说。哪个父母不希翼自己的孩子当小明星呢?

侬建光本来说要赶回去的,但唐导说,你回来干什么?孩子有大人在反倒不会表演了。大家拍完这边的活儿,就带孩子进城来,你们等着。鹅克?

侬建光夫妇那几天刚好接了个大单,一家企业要更换四层楼的窗帘,限期半个月内装完。他们已经找了八个帮工,每天晚上赶活儿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。侬建光已经三天没有睡过囫囵觉了。他想,在乡下拍电视有外婆在,从汤谷寨到省城也就一天的路程,那边送上车这边接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。

天下事情,问题总是出现在你最不经意处。在送侬阳阳进城的那一天,上午九点韦小香接到唐导的电话,说他们已经带侬阳阳出发了,大约下午五点就可到。让他们夫妇在家等着,他们先将孩子送到父母家,第二天再来带孩子出去拍片。唐导说得很认真,很客气,很热情,像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兄长。在侬建光夫妇答应后,他说:鹅克鹅克。大家下午见。

每当唐导说“鹅克”时,侬建光感觉听起来就像一只鹅在咳嗽。可是,如果有人听到鹅在咳嗽,那一定会很诡异。

那天侬建光夫妇没有见到拍电视的人送孩子来,到了晚上快十一点了,才接到一个自称为张师的人的电话,他说唐导生病了,他是摄像。他们要在玉仙湖拍几天外景,拍孩子在湖边玩耍,还要租了一条渔船下湖拍摄。你们不要着急,孩子等几天会给你们送回来的。大家还不是拍得很辛苦,挣钱有那么容易的吗?真是的。

侬建光那时已经感到有些不对劲了,一个劲儿追问孩子在哪里,他要跟孩子通话。但张师说孩子今天累了,睡了。明天再说。然后张师就挂了电话。

到第二天,侬建光就再也打不通这个电话了。

他们赶到玉仙湖,湖边游人如织,哪里有拍电视的人?哪里又看得到他们的女儿?夫妇俩又开车赶回汤谷寨,还不敢跟韦小香的外婆道出孩子失联了的实情。寨子里的人说,你家阳阳不得了哦,要上电视了。什么时候电视上放,要告诉大家一声呀。外婆说,那两个拍电视的人不像个好人,是不是城里有钱人都这个样子?跟这种人打交道,你们要小心。给我的那一万块钱,我不需要。你们在城里花销大,你们拿走。侬建光夫妇心里在着火,脸上还得挂着虚假的笑。韦小香还安慰她外婆说,人家是城里电视台的人,拍电视的人都这样。

侬阳阳失联第三天,他们终于去乡派出所报了案。可是派出所的人说,你家娃娃有合同有报酬的,人家接娃儿出去拍电视,就不在大家地盘上了,大家怎么管得了?先备个案,你们再等等看吧。

小两口走投无路,便想到了卓世民。他们听卓家保姆包阿姨说起过,卓世民是管全省警察的大官。侬建光留在村里继续找孩子,韦小香连夜赶来了省城。

卓世民对侬阳阳有印象。今年春节后,小两口就带了侬阳阳来看卓爷爷和肖奶奶。她比卓世民的外孙女杨颖小两岁,一直养在乡下韦小香的外婆家,没有上幼儿园。在卓家的客厅里,这个小不点像只山林里的小金丝猴,灵性自然、稚态可掬。卓婉玉曾经说,你们看人家侬阳阳,不学钢琴、不学绘画、不学外语、不学舞蹈,在田间地头自然生长,多健康快乐呀!

在韦小香的哭诉中,卓世民把案情梳理了一遍。难道一件拐卖儿童案件,真的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吗?但他马上就否定了。全省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早在他退休前,经过几轮专项打击行动,已得到彻底遏制,在这条线上作奸犯科的犯罪分子都抓得差不多了。经他手送到监狱里去的此类犯罪分子就不下三十多个。要是被拐的是个男孩,也许还有作案的“因素”。但费那么大的周折,还花那么多钱,将一个小女孩在光天化日之下拐走(或者绑架走),似乎动机不成立。犯罪嫌疑人即便這样做了,那要担多大的风险?绑架勒索则更不可能,谁会指望一个打工家庭会有多少积蓄?是绑错人了?明显也不是。拐卖女孩?但又不是随机的,设个拍电视的局干吗?那么,是被那些搞传销的劫走的吗?也不像啊。

也许是出了什么情况,暂时失联了。卓世民从警多年,经常会接到一些最奇葩的报案。他还记得有个孩子因为贪玩,在一处工地的管道中睡着了。父母心急火燎地报案,警察满城寻找。白忙乎一场,孩子自己回家了。

“你们也不要急,再等两天看看。如果真有人敢拐走阳阳,要相信大家的公安机关,一定能帮你们找回孩子的。”卓世民不觉就打起了官腔。他又开始想他的鱼钩,它会放在哪里了呢?

韦小香也许看出了卓世民的敷衍,她忽然冲卓世民跪下了,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喊开了:“卓大爹啊,求求你帮帮大家吧。你当过大领导,管过很多警察,能耐大得不得了啊!坏人都怕你。卓大爹,我给你磕头了!”

韦小香说着就将头往客厅地板上砸,咚的一声砸得人心惊肉跳。

“葫芦掉进水里,咕咚一声。”一直呆坐在轮椅上的卓存君老人突兀地来了一句,还孩子似的呵呵笑了起来。

卓世民看老父亲一眼,回头上前将韦小香扶起来,连说别这样别这样,包阿姨也上前帮忙搀扶。俩人把她安排在沙发上重新坐好。卓世民待她平和下来了,才斟词酌句地说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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